用不着再多的解释，我们可以肯定：泰山经石峪、邹县四山等地的刻经规模那么壮大，书法的气势那么雄伟，绝非偶然，而是以安道一为代表的僧人书法家在其宗教信仰受到长期压抑后的一种表现和对遭受苦难而又业已脱离苦海的佛法的虔诚礼赞。尖山等地直径两米以上的擘窠大字，几乎使后人有无可企及之叹。北宋米芾，以题榜而自负，但从《海岳名言》中看，他不知有北齐大字，诚“未见其项背了”。

邹县四山及泰山刻经书法还有一个十分明显的特色就是圆融自然，我以为这是上承东晋遗风，又经安道一等人有意识地熔铸佛教思想的结果。安道一是北朝名僧，《高僧传》载其“性豁达，善于辞令，能文会书”，以他身兼高僧与书家的优势和如前所述，用书法来宣扬、赞美佛教的强烈欲望，将佛的精神揉入书法作品便是十分自然的现象。这方面，胡传海、王南溟先生已作了很好的研究，不再详述。只补充一点：佛教思想与书法的结合，到安道一的时候才趋向于完全的自觉，在此之前，特别是东晋释道安（314—385）以前，佛教的传播以外来僧人为主，国人多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对佛教宗趣的体味还不深；加上佛教尚未摆脱客座位置，不断地受到排挤，所以佛教思想对书法艺术的影响还不明显。东汉三国诸多的写经活动，只是给书法创作的繁荣提供了契机，至于佛教思想给书法的影响，充其量不过由经生对佛教的信仰而使写经表现出某种庄严的迹象罢了。释道安之后，这种情形发生了变化，一些中国学者，翻译、研究、宣传佛教的风气渐兴，士大夫对佛门旨趣的体味渐渐加深，一些艺术（如挤身于庐山慧远白莲社里的谢灵运、陶渊明等人的诗歌）创作开始染上佛教思想的色彩。二王书风在这个时代形成。显然与佛教思想在书法创作思想中的觉醒分不开，但因为它间接地来自玄学，故这种觉醒还不够完全。

三、晚唐五代直抒心意的狂草书

我以为晚唐是中国书法史上佛教精神表现得最明显、最彻底的一个时期，它给中国书法艺术以深刻的启迪。

众所周知，佛教在晚唐时代，主要是禅宗，特别是主顿悟的南宗禅。南禅特色，主张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认为只要“本心清净”便可立地成佛，在“若不究心，坐禅徒增业苦；如能护念，骂佛犹益真修”的思想支配下，禅宗各派中普遍出现不尚坐禅、不尚苦行现象，随缘任运，呵佛骂祖，机锋棒喝，亦狂亦癫。令人惊叹的是，与此同时的中国书法也出现了完全类似的现象——一种气势磅礴，狂态逼人的草书，一种以抒发作者情感为无上至尊的艺术，这种草书几乎垄断了晚唐乃至五代书坛，而他们中的领袖人物则是尽一色的禅僧：巧光、亚栖、梦龟、彦修、贯休……

显然，这是禅宗与书法交融之后的产物。

我们发现，早在中唐时期，僧人怀素即已隐约领会到书法应重视清净本心，为了“小豁胸中气”而以心、意作书。巧光、亚栖等人，则从南禅风中找到了直指人心、直抒心意创作理论强有力的宗教思想依据，于是大胆地、义无反顾地将这种创作推向高潮，创一代新风。这种创作给我们最深刻的启迪是：书法艺术抒情表意为第一义，就像佛教以“自觉觉他”，涅槃智慧挽救众生为终极目的一样。现在，我们可以从流传下来的晚唐书家作品中看到他们那颗跳动的心，在这里，书法不再是一种应酬，也不是浅层次的消遣，而是书家的生命、灵魂，是书家的“阿赖耶识”。这里，我们找到了书法艺术的真谛。

可惜的是，业已开启的书法真谛之门很快又被关上。杨凝式尚且还知道，“我意便是我法，我心便是我度”。到了宋人那里，这种绝对肯定心性，直指心源，见心见性式的境界就在强大的儒家思想影响下变成了对浑沌不清的“意”的追求。宋以后，元陈绎曾、清周星莲等人也曾偶然论及书法的真谛在于抒情写意，明代的徐渭等人甚至还窥见了亚栖等人的妙处，自得其乐地挥洒、发泄了一阵“胸中之气”。但千余年间，对唐末书家的创作及其意义始终没有人引起足够重视，以至近千年来的书法总是围绕着儒家入世思想，功利观念、中庸之道在道德人品、规矩法度和尚意、尚态上盘桓，不敢大胆地破法，不敢理直气壮地承认心性在书法创作中的至尊地位。直到当今，我们的书法理论家，才在西方美学的帮助下，重新发现了“抒情写意是书法艺术的最高境界”这个秘密。

书法真谛之路，多么迂回曲折的路！

四、肃散淡远之风

宋朝以后，尽管佛教与书法频频交往，但佛教思想对书法艺术新的渗透不多。值得一提的是董其昌。

董其昌于佛教是学有自得的，《明史》称其“性和易，通样理，潇闲吐纳，终无俗语”，他与莲池、憨山等样师友善，号香光居土，谈禅参禅，署其室为“画禅”。他从《楞严经》八还义受到启发，懂得了“书未有学古而不变”的道理，又将佛家“梵我合一”“无上清净”境界，巧妙地化入书作，写出一种肃散淡远的书风。此风一出，影响不小，清朝的陈元龙、张照、刘墉等都受其影响，特别是康熙皇帝酷爱董字，遂使此风风靡一时。八大山人深解禅学，其书作也有明显的清淡境界。弘一法师更将此风推向高潮，写出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的味道，成为一代书法大家。

以上是我们的书法前辈挖掘佛教思想以丰富书法艺术创作的几个比较明显的方面，还有许多在创作理论方面的发挥，如禅定、顿悟、渐修与创作心态、灵感、学书方法等密切联系等等，这里都未作讨论。概括起来说，唐末的狂草是在书法艺术精神方面融铸了佛教思想，其余则主要是在艺术形象创作手法上表现了佛教思想的某一部分，使书法呈现与之相适应的特色。佛教思想博大精深，这种融铸和借鉴我想是大有潜力可挖的。不过，书法融铸了佛教的思想，它的内涵都决不仅指这种思想，哪怕文字内容是典型的佛经也是如此。所以，“佛教书法”就其内涵来说是有一定界限的，而其外延则很难作一个满意的界定。

这，就是我对“佛教书法”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