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本性：中国历代高僧从严治教事迹——至诚感人

编者按：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全面从严治教是宗教健康传承的根基，亦是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的实践路径。自古以来，中国佛教高僧以戒为师、以德为本，将从严治教的精神融入修行与弘法之中，为后世树立了光辉典范。本性法师编撰的《中国历代高僧从严治教事迹》文稿，从浩瀚典籍中提炼36种精神品质，每一种精神品质以4位高僧事迹及5句儒释道名言，以古鉴今。以下内容选自《中国历代高僧从严治教事迹》第七部分“至诚感人”篇章。

（1）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庄子》

（2）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

（3）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论衡》

（4）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近思录》

（5）凡诸佛事，均以诚敬，方有感通。学佛的秘诀在于诚与敬。——《印光法师文钞》

东晋时期著名高僧法显法师

法显法师是东晋时期著名的高僧、旅行家、翻译家，他为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高僧传》《法显传》等记载，法显法师3岁时便成为沙弥，20岁受具足戒。他在学习律藏的过程中，深感当时中国佛教戒律的缺失和混乱，决心西行求法，前往印度取经。

东晋隆安三年（公元399年），法显以65岁高龄，与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十余人从长安出发，向西方走去。经至茫茫沙漠地带，举目四顾，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只能凭日月辨别东西，以地上的枯骨来认路。行至葱岭（即今昆仑山、天山等地），峭壁高耸，终年积雪，狂风暴雪四起。几个同伴在路上或死或却步，只剩下法显法师孤身一人。在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时，“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四顾茫茫，莫测所之”，但他每日仍坚持诵咒、念佛，即使饮水断绝、濒临死亡，也未中断修行，终于一次次化险为夷。

他走过三十余个国家，历经无数艰难险阻，经过六年时间，终于到达天竺。

法显法师投宿在离王舍城三十里的寺院中，第二天，他准备去参拜佛陀说法的灵鹫山，寺僧纷纷劝道：“去那里路途十分艰险，而且山中有许多吃人的黑狮子，你为何非去不可呢？”法显法师说：“我跋涉几万里才到这里，目的地就在眼前，怎能使多年的心愿在将要达到时废弃呢？”众僧劝不住他，便派了两人护送他去。

法显法师搭乘商船从斯里兰卡返回中国时，在大海中遭遇风暴，船一度进水。船员为减轻船的重量，要大家抛弃行李，法显法师见状立即将自己的衣物投入海中，却死死抱住在印度各地请到的经卷不放，他说：“若抛弃经卷，我就随它一同赴海，绝不独活。”众人感念其诚，放弃了强迫他弃经之念，最终全船平安抵岸。

元朝僧人释雄辩

元朝僧人释雄辩，是善阐人（即今云南昆明市旧城南关外）。《新续高僧传》记载，他年轻时出家，拜子云国师为师，成为其主要弟子。他才华横溢，聪明过人，口齿伶俐，擅长多种方言。元世祖占领云南后，将云南原来的势力都迁往中原内地，释雄辩也北上来到中原。他拜了当时四位深德高望重的高僧为师，学习了25年，深入研究佛教经典，最后，成为班集之堂的坛主，继承了坛主的法座。

有一天，释雄辩感叹道：佛法的种子应在世间四处传播，不应局限在某些地点。于是他决定南归，用方言翻译经论，以佛法报答家乡人民的养育之恩。

释雄辩回到南方后，住在云南玉案山筇竹寺，将《圆觉经》等佛教经典以及《摩诃衍》等重要著作翻译成僰语（古代西南少数民族的语言），并反复研讨，使内容深入浅出，通俗易懂.

他的至诚付出感动了当地百姓，他翻译的经文在当地广为流传，学习的人越来越多，使得六诏（古代云南地区的六个部落）之地全都普及了佛教，普通百姓包括妇女和儿童，都受到佛教的感化。

明代沙门释志登

《补续高僧传》记载，明代龙泉寺沙门释志登，是云南永昌马家人，童年剃度出家，为人孤高清白，常年修习禅定，他筑庵于龙泉门外，日夜修禅，禅定功夫十分深厚。

一个晚上，有十二个强盗跑进他庵内，而志登和尚还在定中，巍然不动。强盗们看到庵内案头摆有蔬菜、食物，都是新做好的饭菜，他们正要准备动手吃时，看到桌上摆了碗筷十二副，好像正是为他们准备的一样，大为惊讶。

正在这时，志登和尚从座上慢慢起来，对强盗们说：“昨天我已经知道你们今晚要来，所以叫我的徒弟为你们略备饭蔬，慰劳你们的饥渴。”强盗们十分震惊，志登和尚就为他们宣说因缘果报的道理，教导他们弃恶从善，走正确的人生之路。强盗们听了都感动哭泣，跪地忏悔、请求原谅而去。

大朗和尚

据《双流史志》记载，大朗和尚明末生于四川，他敏而好学，中过举人，因当时战争不断，家破人亡，最后出家为僧，被四川高僧破山法师收为弟子。清顺治年间，袁景先到双流当知县，因这里已经在战火中只剩下断壁残垣，袁知县只能在三圣寺里设署办公。袁景先对大朗和尚有所耳闻，请大朗和尚驻锡三圣寺。

大朗和尚居三圣寺，常往来于双流、新津、温江的村野之间，他看到双流县城以西，有一片跨双流、新津、温江三县的水利空隙地带，共有高田数万顷，因田高水低，没有渠堰灌溉，农民常遭受苦旱，颗粒无收，立誓要设法助这一方百姓摆脱困境。

通过袁知县，大朗和尚结识了当时四川最高军事长官陈相亭、成都知县袁卜昌等人，希望他们能为修堰筹集资金。但是，这些官员虽然赞同大朗的想法，但都表示没有钱，爱莫能助。大朗和尚于是决定托钵化缘，争取百姓的支持。

大朗和尚一边向百姓说明开河筑堰的好处，一边勘察地理水文，绘制地图，积累资料。每到一处，他都托钵登门，宣扬开渠，请求施舍，并拿出化缘簿请施主签名。但大家给他钱，他不要；给他粮食, 他也不要。他说：我要的只是你们的支持。如果支持，就在化缘簿上签字，就表示愿意为开渠提供施舍、赞助，其方式可以是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地出地。签字完，大朗和尚就会欣然离去。如果有人不支持，大朗和尚就会不吃不喝，在门前坐上几天几夜。几年间，他的足迹遍及三县，方圆达数百里，感动了各地乡民，再加上成都一带农民饱受干旱煎熬、渴望兴修水利，涌现了一批积极赞助者、热情宣传者、捐资带头者。

顺治十七年（ 1660年）大朗和尚邀请温江、新津两县（双流此时已合并到新津县）的县官到三圣寺，县官们看到那么多民众签名支持开筑大堰，大为钦佩，于是运用行政力量，集合、调配民工，按照大朗和尚的设计方案，收集捐款、征用土地、筑堰挖渠。大朗和尚就临时住在施工现场不远的地方，白天，他去工地慰问施工百姓，晚上，就借着月光或灯光为大家编织草鞋，每晚编制六双。他在门上贴出偈语：莫谓前途蜀道艰， 踏破千山与万山。贫僧别无相助力，草鞋无价任君穿。百姓因此感动不已，更加积极相助。

第二年春天，河渠疏通了，河堰也筑成了。这条河穿过双流，直到新津，还开支渠20余条，让温、双、新三地的数十万亩田地都得到了充足的灌溉。为了纪念大朗和尚的功德，人们称这条河为大朗河。后来，成都还修建了大朗寺、大朗陵园，用来纪念和缅怀这位僧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