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书局朱翠萍：佛典数字化是项浩大工程，需要多方合力发挥各自优势

编者按：2025年3月28日，举世瞩目的博鳌亚洲论坛2025年年会再启慈悲与智慧的文化盛宴，迎来了第十届“宗教和合与文明互鉴”分论坛的精彩篇章。来自六个国家和地区的12位高僧大德与文化学者，以圆桌会的形式围坐一堂，围绕主题“百千法门 同归方寸——佛教典籍数字化工程的探讨与展望”展开研讨，凝聚共识，赋能当下。中国中华书局古联（北京）数字传媒科技有限公司总编辑朱翠萍出席论坛，并发表《佛典数字化——承古启今 共襄盛举》的主题演讲。凤凰网佛教文化编发朱翠萍演讲全文如下：

中国中华书局古联（北京）数字传媒科技有限公司总编辑朱翠萍发表主题演讲

今天，能够在这里与各位方家共同探讨佛典籍数字化这一议题，倍感荣幸，也深感恰逢其时。

2022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明确指出：“做好古籍工作，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保护好、传承好、发展好，对赓续中华文脉、弘扬民族精神、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

2023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进一步强调：“推进文化数字化发展，深入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建设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形成中华文化数据库。提升数字文化服务能力，打造若干综合性数字文化展示平台。”

这两份文件为我们指明了在当今时代“应该做什么”和“应该怎么做”的方向。佛教典籍所承载的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数字中国”战略背景下，我们应该搭建“佛教数字文化展示平台”。

佛教典籍作为佛教信仰和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是佛教教义的源头和基石，通过多次大规模“结集”，使之得以永续传承。佛教传入中国后，结集的传统更是达到了新的高峰。这些佛教典籍的结集，不仅是国家文化正朔所系的重要工程，也为国际社会所尊崇。

任继愈先生曾在《关于编辑〈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的意义》一文中提到：“1982年，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将《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列入规划。我们没有把佛经整理看作是宗教界的少数佛教徒的事，而是看作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遗产事业之一。”所以，《中华大藏经正编》出版后，接着又申请专项基金整理出版《续编》，并获得了时任总理温家宝同志的直接批示，按计划在今年出齐。由此可见，佛典整理作为一项文化事业，在我国一直受到高度重视。

2024年，在第六届世界佛教论坛上，中国佛教界已向世界发起全球佛教典籍数字化的倡议。今年，随着DeepSeek横空出世，人工智能技术“飞入寻常百姓家”，AI成为街头巷尾的热门话题。AI时代都到来了，我们的佛典数字化综合平台还没有成型，教内人士和文献整理专家都产生了深深的紧迫感。另外，技术越便利，网络传播的内容就越驳杂，披着佛教经典的外衣传播“歪经”牟取不当利益的事也时有发生。在古代，是通过刻印结集的方式，争取“教义、教法”不走样，在新时代，应该通过搭建数字化佛典平台的方式来“正本清源”。

看到这些，中华书局作为《中华大藏经》《中华大藏经续编》和其他重要佛经文献整理的传统出版方，以及古籍数字化的践行者，使命感油然而生，我们期待世界佛教文献的第七次结集工作早日启动，并积极参与其中。

我们也认为，当前已经具备了相应的条件。

首先，佛典资源数字化的基础已经相当雄厚。敦煌佛经文献（图版）、《永乐北藏》、《永乐南藏》（图版）、《径山藏》（图文）、《赵城金藏》（《中华大藏经》以此为底本影印并做了校勘）、《乾隆大藏经》（图版）、《房山石经》（图版）、《大正藏》（图文）、《卍正藏》（图版）、《卍续藏》（图文齐备）、《高丽藏》（图文）等，或图、或文，均已具备，甚至还有一些文物、壁画都利用虚拟现实技术，做成了数字体验场馆。有了以上数据基础，结集工作就相当于完成了一大半，哪怕先选择一部分进行结集整理，在“第七次世界佛教论坛”上作为第一期推出，也相当可观。

其次，先进的技术基础为数字化结集提供了坚实保障。近年来，古籍数字化技术，尤其是佛经处理技术，取得了长足发展：OCR技术，大大提升了佛教文本的生产效率。超大字库与梵文字库，可以支持不同时代、不同版本佛教典籍数字化的各种字形需求，有效解决佛教典籍中的文字呈现和使用问题。在线众包协作平台，有效解决了人力不足的问题。命名实体识别技术以及最流行的大模型技术，为佛教知识库建设，教义、教理的深度挖掘以及佛法传播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再次，局部的平台基础已经形成。中国台湾的法鼓文理学院搭建的中华电子佛典平台（也就是大家熟知的CBETA）已成为佛教典籍数字化的标杆；杭州灵隐寺的数字化业务也在如火如荼地开展；径山万寿禅寺数字化《径山藏》也即将发布；中华书局《佛教典籍数据库》（由专家介入、深度整理的高质量4亿文本）也初具规模；尤其是国家古籍资源总平台——这一具有国家权威性、集成性、公益性的古籍数字化资源平台，实现了古籍数字化资源的汇聚集中和有效利用，聚合已有古籍数字化成果，打造了覆盖全国、统筹利用、统一接入的“一站式”古籍数字资源共享平台。为解决当前数字化资源分散、利用率不高、重复建设等问题做了强有力的示范。

最后，不得不提到机制保障。佛教典籍数字化是一项浩大的工程，任何一家机构都难以独担重任，需要政府、教内组织、高校或研究所、出版单位形成合力。我国统战部作为佛教事务的主管领导部门，从国家数字化战略角度开展顶层设计，起到管理、协调的作用。佛教协会作为行业内最具影响力的组织，可以凝聚教内人士参与这一浩大工程。高校佛教文献整理专家在结集过程中可以予以学术指导。中华书局作为出版单位之一，在数字化时代，继续参与佛经数字化结集工作，既是承继传统，又具有数据基础、技术基础及国家级平台搭建经验。

可以说，“万事俱备只待东风”，只要下定决心，各方发挥各自的优势，在数字化技术的加持下，一定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做出远超前人的不凡成就。当然，佛教典籍数字化毕竟是一项系统，需要我们共同解决数据、技术、标准、人才和传播等问题。我相信，通过昨日的倡议、今日的探讨和明日的脚踏实地，一定能够推动佛教典籍数字化事业不断向前发展，为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出更大的贡献。

图/文 博鳌亚洲论坛第十届宗教分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