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夏年：慈航法师的“三个救生圈”理论，佛教教育是中心 | 2024南海佛教圆桌会

编者按：2024年12月6日，第九届南海佛教圆桌会启动仪式在泰国曼谷金山寺举行，当天下午，教育分论坛在泰国摩诃朱拉隆功大学顺利举行。中泰双方教育界、佛教界近20名专家学者，以“观往知今、返本开新——新时代中泰佛教教育交流互鉴”为主题，就当代佛教教育、中泰佛教交流、南北传佛教互动等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交流讨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黄夏年在论坛发表了《慈航法师与佛教教育》为主题的论文，凤凰网佛教文化编发黄夏年论文节选如下：

16年前笔者曾经撰写过《慈航法师的爱国爱教思想》，指出20世纪上半叶.是中国社会剧烈动荡不安的时期，佛教也在这一时期承受了诸多的苦难与变动。慈航法师将爱国看作己躬大事，亲自撰写文章与发表演讲，宣传爱国爱教的思想。慈航法师追随太虚法师弘法南洋诸国，积极发表反对日本侵略战争的演说, 他的爱国爱教思想，至今仍被中国佛教界奉为瑰宝。现在笔者再接着前文，介绍大师与佛教教育的研究，供诸位了解。

一、慈航法师接受佛教教育

慈航法师（1893-1954）是当代汉传佛教的著名僧人，在东南亚一代有很大的影响。慈航法师，俗名艾继荣，字彦才，福建省建宁县溪口乡艾阳村人,自幼在泰宁峨眉峰出家，在江西能仁寺受戒，后在闽南佛学院学习，跟从太虚大师做佛教革命的工作，在东南亚与台湾等地弘法，晚年驻锡于台湾。圆寂后留给后人《慈航法师全集》(上、中、下)三本。金身供奉于台湾弥勒内院，佛教界认为是中国十大肉身菩萨之一。

慈航法师曾经提出佛法既是令人离苦得乐的“法宝”，可从“文化、教育、慈善”三方面着手进行，“因为有文化，可以宣传佛教的教义；有教育，可以栽培弘法的人材；有慈善，可以得到社会上的同情而信仰。所以‘文化、教育、慈善’，是今后佛教的三个救命圈！我很希望今后的佛教徒，应从这三方面努力去做，将来一定是有很大的效果。……我们应当大家携起手来，互助合作，将佛法推行到全球每个角落去，以期达到真正的一大同世界！”法师的“三个救生圈”的理论在佛教界很有影响，评价很高，议论亦响。今天我们是在佛学院举行纪念法师的活动，故笔者仅就“救生圈”的佛教教育事业，做一些研究。

航法师幼年随父读书，1911年，18岁出家，随师礼佛诵经，学禅于圆瑛法师，听经于谛闲法师，学净于度厄老和尚，行脚参访泉州开元寺、宁波天童寺、七塔寺，金陵栖霞山、安徽九华山、常州天宁寺、扬州高旻寺以及普陀、天台等名山大寺。1927年，慈航33岁，赴厦门南普陀寺开办的“闽南佛学院”就读。此时太虚受邀任闽南佛学院的院长。太虚大师自述1925年常惺、转逢等僧人，以厦门、福州进入国民革命军后，寺产甚危，专门请他到闽南普陀寺住持兼闽南佛学院院长。“南普陀寺前住持会泉法师交我接任，各界宴贺甚盛。关于闽南佛学院，改由转逢、会泉为院董，我与常惺为正副院长，继续办理；并分办小学于漳州南山寺，由觉三、达如等主办。……夏初遂发生学潮，学僧中有慈航、谈玄、慧云、传戒、伊陀等。以一部分之过激行动，南寺闽院均陷危乱，乃派芝峰、大醒前往收拾。一方面调走为首滋闹的二人，一方面或遣或听离散，留院者已寥寥无几，遂重新招考新生续办。这学期僧中，有心道、宝忍、默如、戒德、岫庐、又信、智严、竺摩、智藏、曼陀、灯霞、德超、等慈、普钦等。后来、由芝峰主教务，大醒主事务，把闽院稳定下来，亦幻、寄尘、陈定谟、虞愚等，亦曾任教学。院中并编发现代僧伽、现代佛教、人海灯等月刊。余十八年至二十一年冬间，皆到南普陀度岁，对闽院加以整理充实，蔚成一时学风。”慈航法师在佛学院就读，曾经因成绩跟不上而受到大醒的批评，但是他并不气馁，仍然努力学习，然而只在佛学院读了半年以后就退学了，到安徽安庆寺去做住持，他发愤苦学，函购唐大圆编撰的《唯识讲义》，终于精通唯识，宣讲唯识。又在此时办夜校，培养僧伽，因为“弘法之僧材，在于教育，而教育又出于学院。”这是慈航法师开始接触佛教教育之始。

二、佛教教育是三大救生圈的中心

中国僧伽大多数是住在深山丛林里面，所谓“天下名山僧占多”。中国佛教“一向是寄存在……（1）佛教在山上。（2）佛教在丛林中。（3）佛教在关房里。”传统社会一直有佛教是逃避、厌世、消极的认识，到了清代又后，佛教又被看作是腐化和不劳而获的典型，僧人是“被社会淘汰的渣滓、落伍的份子。”慈航法师说：“民国以来，争夺庙产，驱逐僧尼，侵占寺院，尤其是一般知识分子，对于僧尼的轻视，真是不能过那种人间地狱的生活。这些事实，在在都可以证明社会对于佛教是无足轻重的特征。太虚大师应运而起，高唱佛教改革的口号，一方面内整教规，在他所著的《整理僧伽制度论》上，言之甚详，办佛学院，栽培宣传干部人才；一方面向外吶喊，创办佛教月刊；对于向来轻视佛教者，解难释疑；寰游国内外讲学，并著作等身。由此上等社会、一般知识界，得有认识佛教的真面目，一变从前轻视之心理。”慈航法师“三个救生圈”理论，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提出的，而“教育则是救生圈”最核心的内容，它可以前接文化，后联慈善，成为慈航法师改造社会与佛教革命的最好选择。

慈航法师说宗教是研究人生问题的，故为人生宗教学，其解答的是要做一个好人，把宗教学的性质归结到了伦理的高度。“人生的宗教，是叫人做一个良好的人。因而形成为良好的家庭，以及形成良好的国家和世界，结果就成为人间的天堂了。”他的精神思想领路人太虚大师认为，佛教之所以在后期衰落，是因为理论与思想没有得到弘扬，特别是没有用在提升社会与人生道德的方面。佛教的宗旨是为了解决人们的思想问题，人生总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与困难，佛教可以为众生提供解决的办法，所以它能够受到信众的崇拜，能够在社会广泛的流行。明清佛教衰落，对社会与人生的问题提不出新的理论，不能够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故他多次提出：“所以佛法是改造人类、改造全宇宙都成最善圆满，实现佛之理想的办法。此乃实事，须实行；能实行，便可以由人进化到佛。”法师认为佛教可以救国，因为“佛教是国家的教育故。”他用因明学的方法作出推论：

宗、佛教是教育。

因、国家需要教育。

喻、教育可以救国。

慈航法师的这个三支推论，不足以构成他的佛教教育救国结论，因为宗教是教育不是国家的唯一选项，只是可以选项之一，“喻如其他之教育，若《三民主义》、孔教、耶教，及其他一切教育，可以救国者，则佛教亦决定可以救国。”在“喻”（结论）的后面，法师又特意加上一句：“若国家需要教育，有教育则可以救国；则佛教亦是教育，故决定可以救国。”说明法师对佛教教育和国家的关系是持比较谨慎的态度，佛教教育要服从国家教育的需要而设立的。为了证明佛教教育是国家必须的，法师又说军队、警察，军警之责任，在保土安民。士农工商是养者，政治、法律、军警是衞者。同时又要有教育，政治法律人员如无教育，则怎样去做官？军队无教育，则不会打仗；警察无教育，则不会保卫民众安宁，故必须有教育。“教育有三种：（1）家庭教育，（2）学校教育，（3）社会教育。人民幼稚，则由父母教导，是谓家庭教育；稍长则入学校，由师长教导，是谓学校教育；离校之后，在社会上则有宗教为之指导，是为社会教育，有宗教之教育，可补家庭学校教育之不足。是以国家之大，除农工商政治法律军警之外，尤须有宗教之教育，可见佛教是可以救国。”他强调认为佛教是良好的教育，三段论可以证明：

宗：凡具足智育、德育、体育者，是良好的教育。

因：佛教具足智育德育体育。

喻：故佛教是良好的教育。

法师指出：“智识方面之培养，名为智育，如文学、哲学、科学各种学术，统属‘智育’；礼义廉耻是德育；锻鍊良好身体，是健全体育。三者缺一不可，三者圆具，方称良好教育。而佛教中的三育，甚为高超，不但求世智，表人格，强身体，且须达到出世智的圆满，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方称智育。三皈、五戒、十善、六度、四摄等法，便是德育。求成就超世间、入世间的健全体格，如大小乘律中，对于色身之保健所开示者，分作‘动’、‘静’两法，世人仅得其动之粗法，连静之粗，与动之细，俱未能做到；至静之细，则尤非世人所能梦及。其体育之属静者，举一静坐数息观，已为养身心，健精神而有余；岂深呼吸等，所可及其功效？兹不多说。总之，佛教的三育，是为良好的教育。”三育是普遍选项，不是佛教的唯一选项。这个标准可以衡量所有领域，只是佛教教育里面具备了这三个要素，是宗教教育的范畴，不是国家规定的必选内部教育。

慈航法师继承太虚大师的想法，指出“（佛）教为人生必经之道，约分为三：即教育、教导、教化。育又分三：曰生育、养育、含育。道作路字解说，有育无路，则无法轨可守；有路无育，则无教养可施。故需要一善引导者，引进于至善之道，然后能得到教的善果，是为教义。”法师把佛教的问题落实在教育不兴，又从国家教育高度，强调“教育为立国的根本，有国家无教育，国家是不能立足的；有教育无国家，教育将无从施设，其关系之重要可知。”立国之本的教育，决定了国家是否强大，是因为教育好，则经济、政治、军事莫不好，反之国家经济破产，政治窳败，“各国之教育，不为不良；教育方法，不为不善。”佛教有特殊功能，在教育、文化、慈善三大救生圈中，“有教育就可以栽培推广道德的人才，有文化就可以宣传推广道德的教义，有慈善就可以引起社会人士推广道德的同情心，这是铁一样的理由和事实。”

佛教是理智宗教，是真善美的教育，虽然它不像普通教育注重知识，但是它注重于道德，释迦牟尼佛既是宗教家，也是教育家。“我们看他五十年的工作，他没有一天不是教人，到临死那一点钟，还是那样滔滔不绝的讲着。”佛教应当教育化，虽然佛教重在力行，但是不必把它当做宗教式的学佛，可以当做教育式的学佛，除了普通宣传劝化一般人受三皈五戒，修十善四摄六度外，对于一般求学的人，专门授论理学的因明和心理学的唯识，以及哲学上的三论，印度、日本、中国及各国佛教的历史和地理，不妨仿学校式的招生报名收学费，再加上英文和国文。“这一种学校式的佛教风气一开，不但把一般人的脑筋转移——将宗教观念转成教育观念，即僧伽的资格亦可提高，同时生活亦不难解决。……使一班人知道学法不易，同时也可以由学法而进入行果，亦弘法之一种方便。”慈航法师根据自己的思路，将佛教教育的传统学经方式做了调整，又把修行和实修的观念，做了改变，在接受西方社会的教育方式与影响下，强调中国佛教教育以佛教理论和佛学教育作为主要形式，以此来实行弘法的方便，甚至可以仿效日本佛教界的收费听讲制度办中国佛教教育。

慈航法师的这些想法是不切实际的。首先中国佛教在当时已经非常衰落，没有人才，有的寺院连一个会认字的人都没有，例如江南四大禅寺的金山寺就是如此。其次，中国佛教界正面临被攘夺寺产的情况，一方面是社会上一些人看见寺院衰落，打起寺院主意，侵吞寺产。另一方面政府打着“庙产兴学”的旗号，掠夺寺产，加速中国佛教的危机。佛教理论不出，寺院沦为为死人和鬼服务的宗教，全靠法事经忏生活，因此佛教距离社会与现实中的人生越来越远，要改变这种情况，教育已经被提到非常重要地位，胆佛教教育并没有像法师说的那样，被视为国家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中国历史上也没有获得这一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