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4年10月24日-26日,由四川省佛教协会、成都市佛教协会主办,成都巴蜀禅文化研究交流中心承办,成都文殊院、新都宝光寺、成都大慈寺、龙泉驿石经寺、成都昭觉寺协办的“巴蜀禅宗与佛教中国化研讨会”在四川成都举行。唐代巴蜀禅宗的兴盛,不仅推动了当地佛教文化的繁荣,也对周边地区乃至整个国家的文化交流与融合产生了深远影响。杭州师范大学黄公元教授在研讨会上发表了《泛舟华亭特立独行的蜀僧船子德诚禅师及其深远影响》的主题演讲,凤凰网佛教文化摘录部分主要观点如下:
杭州师范大学黄公元教授发表主题演讲
唐代川僧华亭船子德诚禅师,灯录和僧传中多有记载,这里主要引录《锦江禅灯》及《祖堂集》中的记载,并结合其他相关资料,通过比较分析,以便更全面地把握船子和尚的生平行迹及其行化特色。
清初川僧丈雪通醉《锦江禅灯》中的华亭船子德诚禅师
船子德诚禅师,当属《锦江灯录》“凡例”中所谓“产于蜀而阐扬宗教于异地”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此文生动记录了如下四方面的主要内容:
一是德诚在惟俨座下印心,恩师寂后离开药山,临行前与同参道友道吾、云岩相约,请他们指点一灵利座主来,以传授平生所得,报先师之恩;遂至秀州华亭水网地带,潇洒地泛舟度日,随缘化导。
二是船子和尚泛舟江河游戏人生时,棹拨清波,词兴大发,多有深蕴禅意的诗偈渔歌,此录六首,以见一斑。
三是道吾在京口道场,通过善巧勘验,发现善会禅师是可造之禅门英材,按先前与德诚的约定,无私地指引善会去华亭参访船子和尚。
四是善会直造华亭拜访船子德诚,两人在船上有一番别具一格的精彩机锋往来,船子和尚以桡竿几次将善会击落水中的特殊作略,终于使善会悟彻本来,船子和尚得此法门“金鳞”之后,毅然覆船入水而逝。
船子和尚如此放下一切的洒脱之举和特立独行的传灯方式,真可谓宗门之千古绝唱。而其唯一法嗣善会,敬遵师命遁入深山,在距澧州药山数十里的石门夹山,农禅并重,开出富有特色的夹山境禅风,善会之名非虚也。
夹山与药山二大禅窟,均在湖南常德境内,相距不远,两刹互相呼应,船子欲报先师惟俨深恩之心,终于如愿以偿矣。
丈雪通醉《锦江灯录》之“华亭船子德诚禅师”,基本上录自(宋)普济《五灯会元》之“船子德诚禅师”,仅个别文字有异,如易“食”为“饵”、易“这”为“者”、易“既”为“已”,其义未变。
在普济《五灯会元》之前,关于船子和尚的记载,主要有(南唐)静、筠二禅德《祖堂集》之“华亭和尚”、(宋)道原《景德传灯录》之“华亭船子”及(宋)宗杲《正法眼藏》之“船子和尚”,道原“华亭船子”与宗杲“船子和尚”的基本内容,同普济之“船子德诚禅师”相似,但文字较为简略,道原所记最简,不到二百字:“华亭船子和尚,名德诚,嗣药山。尝于华亭吴江泛一小舟,时谓之船子和尚。师尝谓同参道吾曰:他后有灵利座主指一个来。道吾后激励京口和尚善会参礼师。师问曰:座主住甚寺?会曰:寺即不住。师曰:不似又不似个什么?会曰:目前无相似。师曰:何处学得来?曰:非耳目之所到。师笑曰:一句合头话,万劫系驴橛。垂丝千尺,意在深潭;离钩三寸,速道速道!会拟开口,师便以篙撞在水中。因而大悟。师当下弃舟而逝,莫知所终。”船子之最后一着,道原表述为“当下弃舟而逝,莫知所终”,与宗杲、普济的文本及后来其他文本普遍使用的“覆船入水而逝”略有不同,“覆船入水而逝”,情节上更富有戏剧性。
南唐静、筠二禅德《祖堂集》中的“华亭和尚”及若干比较分析
有关船子和尚行迹,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文本,是(南唐)静、筠二禅德《祖堂集》之“华亭和尚”,内容较普济《五灯会元》之“船子德诚禅师”、《锦江禅灯》之“华亭船子德诚禅师”更为详细丰富,且某些情节略有不同。
德诚、道吾、云岩三人在恩师惟俨去世后,离开药山前商议去向的细节此文更为具体,先是商定隐于澧源深邃绝人烟处避世养道,次晨即出发;然在中夜时分,道吾考虑到如此避世虽利于养道过生,却会埋没石头一宗,故具三衣郑重向二位师兄提出这一问题,德诚尊重师弟的志向,表示三人可随缘各自分去,自己将去苏州华亭泛舟游戏,请师弟见有灵利者来华亭接法。由此可知,德诚东行华亭泛舟游戏,也是早有打算的。
这里还提到“三人之中,花亭处长,道吾居末。”有人认为这是指年岁大小,并据此而推断华亭“生年约在大历元年(766)前后”,未必妥当2。其实这是指披剃或受戒时间的先后,因华亭船子的生年虽不详,但道吾生于大历四年(769)、云岩生于建中二年(781)是有明确记载的,显然若是指年龄大小的话,“道吾居末”就说不通。道吾披剃或受戒迟于华亭与云岩,故称“二位师兄”,而华亭之腊居长,故当仁不让称二位为“师弟”。所以,据此很难推定华亭船子的生年是早于还是迟于道吾。
道吾答应为德诚师兄寻一灵利者,一诺千金,时时在心。一日他同从天门山来的新参交谈中心生欢喜,遂连夜出发,悄悄赶去天门山,请主人速开堂升座,听其说法与对答,道吾闻对答而掩耳。京口下堂,遂屈迎道吾来房,问过在何处而掩耳出去?道吾既肯定其说得精彩,甚是其器,又点明其缘不遇高人未得实证,指引其去华亭见德诚长老。这里谈到天门山和京口,且是道吾特地赶往天门山请主人速开堂升座,闻法堂上的对答而掩耳出去,《五灯会元》《锦江禅灯》则未言及天门山,仅曰“道吾后到京口,遇夹山上堂”,闻对答而“不觉失笑”。两相比较,一是地点不同,一说在天门山(天门山当在湖南,文中所言“京口”,似指说法者,而非地名),一说在京口(是地名)。二是机缘有别,一说道吾主动请天门山座主开堂说法,伺机勘验,积极引导;一说则是“道吾后到京口,遇夹山上堂”,似带偶遇性质,而非刻意安排;闻对答后“不觉失笑”与“掩耳出去”的反应,亦似有无意与有意之异;显然,《祖堂集》的记载与描述,更能体现道吾为华亭和尚主动寻访接法者的高风亮节,这样一心兑现当初承诺的深厚法谊也更为感人。
《祖堂集》正文部分未出现善会这一法名,也未出现夹山这一地名,亦无华亭和尚弃船或覆船入水而逝的情节。道吾为德诚所指引的灵利者,编者以“天门”或“京口”称之,却未提及“善会”或“夹山”,仅在正文后附录的三则机缘与偈颂中,提到“夹山”;对德诚只称之为“华亭”(“花亭”),未见“船子”之称号,连附录中也没出现“船子”之号。这似乎表明,“船子”之称号在宋代才出现。
《五灯会元》《锦江禅灯》引录《拨棹歌》中的六首诗歌,《祖堂集》中未见;而《祖堂集》附录花严、择禅师及夹山的三则机缘与偈颂,《五灯会元》《锦江禅灯》却未录。《五灯会元》《锦江禅灯》引录的船子和尚六首歌,依次是共39首《拨棹歌》中的第39首、第2首、第38首、第1首、第5首、第35首,其中第39、38首的文字,与《拨棹歌》影印本1稍有不同,第39首第一句中的“三十年来”,影印本中为“三十余年”,略有差异,而第38首的第一句,影印本是“二十年来江上游”,《五灯会元》《锦江禅灯》中变成“三十年来海上游”,出入较大,一是时间相差十年,二是江与海的不同,江较合理,船子驾船驶入吴淞江的可能很大,甚至驶入长江或钱江也有可能,但一叶小舟入海的可能性不大。船子和尚在江浙(或曰吴越)结合部的水网地带泛舟度日行化前后达三十余年,直到钓到“金鳞”善会后才覆船寂灭,实是唐代禅僧中一位特立独行的奇僧。
上引诸种资料,均未给出德诚禅师籍贯与生卒年的明确信息。但其籍贯还是有蛛丝马迹可寻的。《锦江禅灯》收录德诚,其是川僧无疑,但籍贯具体在川地何处?亦未明确。倘若放宽视野,还是可以发现一些相关线索。诸如,宋代川僧北磵居简(通泉县人,1164—1246)在《西亭兰若记》中曰“诚禅师号船子,蜀东武信人。”武信,即今四川遂宁,通泉县旧址如今也在遂宁境内。川僧痴绝道冲(长江县人,1169—1250)有赞船子的诗偈,首句即是“与师同为遂宁人”。因此,后来的相关文献,皆视德诚禅师为遂宁人,如元代的《释氏稽古略》、明代的《蜀中广记》、清修《四川通志》与《遂宁县志》、民国丁福保编《佛学大辞典》等,无不如是说,现在遂宁更将船子德诚禅师作为地方先贤古德,高度重视,发掘彰扬这一宝贵文化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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