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道儒：宁波佛教具有持续走向世界的动力和活力

编者按：浙江古来有“东南佛国”之称，佛教文化历史悠久、底蕴深厚、内涵丰富，影响深远。在整个浙江佛教文化中，宁波佛教文化又是其中特点鲜明、发展潜力巨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对整个中国佛教演进产生深刻影响，而且“走出去”的过程中，影响到国外许多国家和地区。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魏道儒教授认为，有着一千多年历史积淀的宁波佛教文化，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重要的社会价值，值得开发和弘扬。他特别撰文《宁波佛教文化的历史积淀与未来发展》，从两个方面说明宁波佛教文化的历史积淀和未来发展。

本文为魏道儒《宁波佛教文化的历史积淀与未来发展》的第二部分，魏道儒指出，宁波佛教文化历史上有对外弘扬的优良传统，具有不断向外拓展、持续走向世界的动力和活力，今天进一步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将会取得更大的成就。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魏道儒教授（图片来源：凤凰网佛教）

宁波佛教文化是中印佛教充分融合之后形成的最适合中国社会的宗教形态，直接影响现代佛教发展的基本走向，并且在历史上成为中华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在弘扬中国佛教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当前在实施“一带一路”倡议中，发扬这种优良传统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从中国佛教发展的大势说来，自汉代到隋唐，尽管江南曾有多个地区几度成为佛教兴盛地，但是佛教最兴盛的地方，始终是在北方地区。

尤其是隋唐时期，在中国佛教理论创造达到鼎盛的时候，佛教的发展中心也是与当时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相一致的。

从唐末开始，佛教的发展中心开始从北方向南方转移。尤其随着宋朝廷的南迁，加快了佛教发展中心南移的历史进程。

南宋时期，佛教的发展中心与政治中心是一致的。也正是在两宋时期，中国佛教实现了其影响此后千年发展的转型过程。这个佛教的转型就是找到了最适合中国社会的佛教形态——禅宗。

浙江地区当时正是两宋禅学最兴旺发达的地区之一，成为中国佛教实现转型的地方。这个佛教转型过程开始于唐末五代，完成于两宋。‍

唐武宗灭佛之后的整个唐末五代，禅宗的修行理论和实践向两个方面拓展。

第一个方面，一些丛林领袖努力突出本宗的个性，把本宗的独特教义推向极端，表现出与传统佛教完全格格不入的特点。

整个唐末五代盛行于丛林的机锋棒喝，在机语酬对中生发出来的呵佛骂祖、非经毁教言行，把禅宗在自耕自食生产、生活基础上倡导的自证自悟教义推向极端。

这种现象既有为扫除一切旧观念鸣锣开道、为树立新思想擂鼓助威的功能，同时又有亵渎佛教崇拜对象、损害佛教社会形象的严重弊端。

佛学本来是一种多元结构，这种纯禅就否定了许多佛教自身固有的、必不可少的思想、信仰要素，既不利于佛教向不同社会阶层传播，也不利于禅宗自身的发展。

正因为这样，诸如此类的现象可以新鲜、时髦于一时，不能疯狂、泛滥于长久。进入宋代，这种以极端言语行动为表现形式的狂禅就逐渐销声匿迹了。

第二个方面，一些禅门宗匠倡导全面继承佛学遗产，以禅学为基础统摄、吸收、改造、容纳各种佛教理论与实践，把此前禅宗前辈们否定、抛弃的内容再重新收集回来，使禅学成为整个佛学的集大成者。

这种可以称为“综合禅”的思想和实践逐渐发展起来，到宋代就成为禅宗的主流。这种“综合禅”的进一步发展，就是禅宗不仅对内融合整体佛教的各个部分和各个门类，而且对外进一步融合儒家、道家思想，使禅宗在成为集中华文化发展之大成的道路上不断行进。

唐末五代禅学发展的这两条路线，就成为禅宗实现转型的具体过程，也成为中国佛教转型的具体过程。

禅宗在唐末五代转型所获得的结果，就是佛教在中国最终找到适应中华文化和中国社会的基本宗教形态，为此后千年的中国佛教发展奠定了派系组织基础，指明了学说思想演进方向。从此以后，禅宗的派系演变基本代表了中国佛教派系的演变，禅学的发展也就基本等同于整个中国佛学的发展。

两宋时期是这种中国佛教新格局形成的时期，也是浙江成为中国佛教最兴盛地区之一的时期，宁波佛教文化也逐渐成为这个兴盛地有代表性的组成部分。

因此，宁波佛教在派系上是以禅宗为主，在理论上是以禅学为主，属于完全转型后的中国佛教形态。从这个时期开始，在宁波的雪窦寺、阿育王寺、天童寺等多个寺院出现众多禅宗大家，引导佛教的发展。

以天童寺为例，从宋代到近代，出现的有影响的佛教思想家或佛门组织领导者有佛国惟白、宏智正觉、长翁如净、密云圆悟、木陈道忞、寄禅敬安、宏悟圆瑛等。在这些佛教大师中，有些人不仅全国知名，而且具有国际影响。

宁波佛教文化的兴盛与其成为推动佛教文化对外传播的重要力量，在时间上是基本一致的。

古代历史上，中国人在弘扬佛教方面，主要做过两个方面的工作，其一是“求法取经”，指的是中国人把域外佛教文化传到中国。这个过程主要集中在从汉代到北宋末年的将近一千年时间里。

其二是“弘法传经”，指的是中国人把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传到其他国家。这个过程主要从隋唐时期开始，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

中国人从以“求法取经”为主转变到以“弘法传经”为主，是从隋唐时代开始的，这正是中国从最大佛教输入国向最大佛教输出国的转变时期。

宁波佛教文化正是在这种转折中兴盛起来，并且持续做出了重大贡献。

宁波佛教文化具有不断向外拓展、持续走向世界的动力和活力，这也是与宁波的地理位置优势分不开的。从唐代开始，宁波就是一个全方位开放的港口，运输联通东北亚、东南亚乃至更遥远的地区和国家。

历宋元明清，宁波也成为佛教外传的重镇。宁波历史上的许多重要寺院，比如市区的七塔寺、保国寺、宝庆寺，慈溪的五磊寺、金仙寺，鄞县的天童寺、育王寺、金峨寺；奉化的雪窦寺、岳林寺，或者成为中国僧人海外弘法的出发地，或者成为朝韩半岛、日本或东南亚各地学问僧的落脚站。

无论是传法的中国僧人还是求法的外来僧人，他们在传播佛教的同时，也把中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传播出去。佛教文化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载体。阿育王、天童、七塔、雪窦等很多寺院，或者成为日本、韩国以及东南亚一些国家的佛教派系祖庭，或者有法脉流传至今。

发扬宁波佛教重视对外传播的历史传统，在当今实施建设“一带一路”战略中有着重要的意义。宁波地区的一些寺院实际上已经在这些方面做出了很多有意义的工作。

在地方政府的领导和支持下，宁波佛教界采取“请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方法，加强与国外佛教界和社会各阶层的联系，寻找自己的传承法脉，开辟新的弘法场所，随缘设化，应机说法，为当代各种文明的交流互鉴做出了贡献。

由于宁波佛教文化历史上有对外弘扬的优良传统，今天进一步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将会取得更大的成就。

总之，宁波佛教文化中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能够为当今对内建设和谐社会、对外建设和谐世界提供可资借鉴、利用和转化的优秀传统资源，能够为“一带一路”建设发挥特殊积极作用。开发、丰富和弘扬宁波佛教文化具有不可限量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