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以来，中国知识分子面对社会巨变，对于重建中华民族的社会秩序与人文价值，付出了极为艰辛的努力。在这个过程中，几乎各种宗教、各种思潮都受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欢迎，甚至一些人的信仰还呈现出复杂的转变现象。印顺（1906—2005）就是一位颇具代表性的人物。早年小学毕业后，他随当地医师学习中医3年，但不爱医术，喜爱医道。16—25岁在家乡小学任教期间，他广泛接触了道家、儒家、基督教和佛教，并在25岁的时候在普陀山出家为僧。此后的75个岁月，他始终致力于创建富有时代特色的人间佛教思想。但他当初的信仰抉择与思想转变，集中体现在《我怎样选择了佛教》、《上帝爱世人》等文章中。在这些文章中，我们能够明显感受到传统文化对他思想转变的深刻影响。

一、对老庄思想的理解

由于中医与道教、道家的内在关系，印顺一开始阅读的就是《老子》、《庄子》，试图从中寻找安身立命之所。但他很快发现老庄思想并不能解决自己的心理困惑，找不到自己的精神归宿。他在《我怎样选择了佛教》中指出：“老、庄的哲理非常深彻，然而反造作的回复自然，返归于朴的理想，始终是不可能的。熟练人情的处世哲学，说来入情入理，而不免缺乏强毅直往的精神。独善的隐遁生活，对社会不能给予积极的利益。”对老庄哲理的这种基本认识，虽然是他思想成熟以后的表白，但从中可以发现他当时很快“从仙道的美梦中苏醒过来”的理论契机。道家的“隐遁”以及“缺乏强毅直往”的思想特点，似乎更适合于老年或者失意心态的生活。时代需要的思想，毕竟是救国救民的现实关怀。

二、儒家的熏陶

不久，十七八岁的印顺又翻开了小时候曾经读过的儒家经典。虽然当时社会上有“打倒孔家店”的呼声，但儒家毕竟有一套“三纲”、“八目”的工夫与理想，其中每一步的修养工夫，都具有强烈的现实人生的关怀，平实、功利，对具体的人生具有明显的指导意义。儒家的这种社会关怀，与道家的充满隐遁色彩和个人主义的终极关怀，截然不同。

但儒家依然不能满足他内心的追求。《我怎样选择了佛教》中指出：“平常，切实，重人事，尊理性，确为我国文化的主流。然而我尽管同情他，赞美他，却不能充实我空虚与彷徨的内心。”在他看来，儒家思想不仅过于世俗，功利性太强，而且也有许多不能自圆其说的地方。特别是，他朦朦胧胧中感觉到儒家缺少类似道家那样超越性的东西。

这种朦胧的认识，他在自己的思想定型以后，曾给予系统的梳理。他认为，作为儒家的开创者，孔子过于重视现实的政治与教育，具有浓厚的非宗教色彩。因此，孔子虽然尊重祭礼，但不说“神在”，而说“如神在”。在他看来，“敬鬼神而远之”，确是孔子以来的儒家精神。特别是“圣人以神道设教”，充分表示了不知宗教是什么，但知利用宗教，作为统治愚民的工具。不仅孔子如此，孔子之后的理学家们，更秉承这一传统，逐渐发展到排斥宗教的地步。

印顺认为，缺少对生命超越关怀的儒家文化并非中华民族之福。他在《中国的宗教兴衰与儒家》一文中说：“时代开始大改变，西方的势力，跟着坚利的舰队而来。儒家无法适应，迅速的没落了。……这便是非宗教的，无信仰的上层文化，缺乏坚强力量的真凭实据。”这样的思想，自然难以成为他安身立命的根本。

三、基督教的洗礼

1926年秋，20岁的印顺到一所教会小学教书。在这里，教会的礼拜活动引起了印顺的注意。他当时认为，老、庄、孔、孟思想是缺乏宗教情怀的，过于柔弱或功利化。基督教则与之不同，既富有社会性，又能从中体会到虔诚而纯洁的宗教信心。一直关注生命超越的他，在“有信有望有爱”的基督教中，似乎找到了他需要的东西。于是他满腔热情地投入到基督教中，实行祷告，还满怀兴趣地研读《新旧约》，阅览《真光》、《灵光》、《基督徒》等杂志，甚至参加过比较狂热的“奋兴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