兖州是古代九州之一，为著名的中国古代历史文化名城。这块热土一直是中国文化的集散地，儒释道三种文化在此相互交融成长，构成齐鲁大地的一道风景线。在兖州的古文化中，佛教文化是当地文化的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许多佛教僧人来到这里弘宣佛法，著述讲经，提升了兖州文化。笔者通过电脑检索，查到与兖州佛教有关系的僧人共22人，其中《高僧传》3人，《续高僧传》8人，《宋高僧传》7人，《补续高僧传》1人，《五灯全书》2人，《佛祖历代通载》1人。这个不同时期僧传里的数字记录，是符合佛教发展规律的，例如《高僧传》是记录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僧人的情况，这是佛教初传到发展时期的著作。《续高僧传》是记录隋唐时期僧人的著作，这是佛教鼎盛时期的情况。《宋高僧传》是记录唐宋时代的僧人情况的著作，这是佛教开始出现衰微时期的情况。《补续高僧传》是记录明代佛教僧人情况的著作，这是佛教已经处在衰落时期的情况。所以僧传介绍的兖州佛教僧人的事实，可以用马鞍形曲线表示，亦即最低峰值是南北朝与明朝两头，最高峰值是隋唐时期。这个曲线也反映了中国佛教从初传到鼎盛，再到衰落的实际情形。

《高僧传》记载的与兖州佛教有关系的僧人有如下慧静、法珍和杯度三人：

释慧静，姓王，东阿人。少游学伊洛之间，晚历徐兖。容貌甚黑，而识悟清远。时洛中有沙门道经，亦解迈当世，与静齐名。而耳甚长大，故时人语曰洛下大长耳。东阿黑如墨，有问无不酬，有酬无不塞, 静至性虚，通澄审有思力，每法轮一转，辄负帙千人，海内学宾无不必集。诵《法华》、《小品》，注《维摩》、《思益》，着《涅盘略记》、《大品旨归》及《达命论》并诸法师诔，多流传北土，不甚过江。宋元嘉中卒，春秋六十余矣。（《高僧传》卷第七）

慧静所在的南朝刘宋时代有两个慧静，一个是东阿黑释慧静，生活在长江的北方，可以称为北慧静,已在上述引文揭示。另一个是生活在长江南方，称为南慧静。僧传载：

释慧静，姓邵，吴兴余杭人。居贫履操，厉行精苦，风姿秀整，容止可观。始游学庐山，晚还上都进业。解兼内外，偏善涅盘。初止治城寺，颜延之、何尚之并钦慕风德。颜延之每叹曰：荆山之玉，唯静是焉。及子竣出镇东州，携与同行，因栖于天柱山寺，及大明之中。又迁居剡之法华台，后憩东仰山，处处般游，并以弘法为务。年过知命，志节弥坚，宋太始中卒，春秋五十有八。所著《文翰集》为十卷。（《高僧传》卷第七）

北慧静“诵《法华》、《小品》，注《维摩》、《思益》，着《涅盘略记》、《大品旨归》及《达命论》并诸法师诔”，是一位以学问而著名于世的僧人。他是在晚年到徐（州）和兖（州）地区的，这应是他的学术活动的成熟与结果的时期。南慧静亦称“宋山阴天柱山释慧静”，（《新修科分六学僧传》）卷第十七）隋吉藏称他为“山中学士”。 （《中观论疏》卷第二）南慧静在刘宋时期名望很高，“于宋代僧望之首，律行总持，为特进颜延年、司空何尚之所重。”（《续高僧传》卷第六 ）由此可知，他也是一位学问僧，“解兼内外，偏善涅盘”。南朝佛学流行佛性说，此学说是由于学习讨论《涅盘经》而引发的。南慧静擅长涅盘学，故在研学涅盘时曾经形成了自己的观点。隋吉藏大师曾经评论他的学说特点云：

今当重说对由来性义，是故立假。治学教偏病，所以明中。令舍偏不着中，性去不留假，即须知偏舍无所舍，性去无所去。昔山中学士，名慧静法师，云惑去、论主去，此去无所去，而遂舍偏着中，除性立假，以此安心即毕，竟不见佛。所以然者，佛心无所依，汝心有所寄，乃与佛隔，何由见佛，为此义故须破之。（《中观论疏》卷第二）

吉藏在这里用空、假、中三性的方法，来论说佛性义。他指出性的实相是空，用假来治偏执，可以明示中性或中道。舍去两边之偏留下的就是中性，既有中性就不会留下假性，所以舍偏就是无所舍去，去性就是无所去。但是南慧静强调“去”，将现象“惑”和主体“论主”都舍去，以此来显“无所去”，从般若不二的观点来看，貌似“舍偏着中”，实乃“除性立假”，坠入全空，所以按此思维，既使安心，也不得见佛。因为见佛之心是无所依止的，你的心里寄挂于佛，实际上是与佛隔了一层，不能直探佛源，所以南慧静的佛性观受到了吉藏的批评。

虽然南慧静名声显赫，受世俗之望。但是北慧静的学问与名声未必在南慧静之下。僧传记载，北慧静的弟子慧亮：

宋慧亮，出董氏，东阿人，师事慧静，有高名。能讲《法华》、《涅盘》、大小品，过江止何园寺，学徒云委。颜延之、张绪叹曰：安汰玉振于前，斌亮金声于后，微言妙论，将绝复兴。此岂易得哉，元徽中殁，寿六十三，着《通玄论》。（《新修科分六学僧传》）卷第十七）

慧亮与北慧静是同乡，曾经跟随北慧静学习《法华经》、《涅盘经》和大小品《般若经》，有高名之后，过淮河到南方，受到南人的尊敬，“学徒云委”，被颜推之与张绪视为“微言妙论，将绝复兴”之人物。北慧静不曾渡过淮河，一直在北土弘法讲经，他的学问应该通过慧亮而传达到南方。这一点，我们还可以从与慧静有关系的法珍法师记载中看出。僧传记载：

释法珍，姓杨，河东人。少而好学，寻问万里。宋景平中来游兖豫，贯极众经，傍通异部。后听东阿静公讲，众屡请覆述，静叹曰：吾不及也。元嘉中过江，吴兴沈演之特深器重，请还吴兴武康小山寺，首尾十有九年。自非祈请法事未尝出门，居于武康每岁开讲，三吴学者负笈盈衢，乃着《涅盘》、《法华》、《大品》、《胜鬘》等义疏。大明六年，勅吴兴郡致礼上京，与道猷同止新安寺，使顿渐二悟义各有宗。至便就讲，銮舆降跸，百辟陪筵。珍年虽栖暮，而蔬苦弗改，戒节清白，道俗归焉。宋元徽中卒，春秋七十有六。（《高僧传》卷第七）

释法珍在宋景平中来游兖豫，并且在这里听东阿静讲经，他覆述静公的学说，超过北慧静，故连北慧静不得不感慨自己不如法珍。“景平”是南朝宋少帝刘义符在位期间，一共2年，为423至424年。所谓“景平中”应是虚数。法珍在这时到兖州听静公讲经，说明慧静或于423年，或于424年已经在兖州弘法。僧传说慧静“晚历徐兖”，“宋元嘉中卒，春秋六十余矣”。元嘉是宋文帝刘义隆在位期间，一共30年，为424至453年期间。“元嘉中”，应是取乎其中的一半，约438年，既然慧静晚年在“徐兖”，那么他可能就在兖州圆寂的，如果此说成立，慧静应在兖州地区生活了15年左右的时间。法珍是在“元嘉中过江”，然后受到“吴兴沈演之特深器重”。慧静是在“元嘉中”圆寂，很有可能是法珍在慧静圆寂之后，才过江到了长江之南，所以法珍很可能是慧静的弟子之一，而且一直在兖州跟随慧静，听经学习15年。僧传又说北慧静的学问“多流传北土，不甚过（长）江”，表明即使在南方重义理的氛围下，北方地区仍然有一些僧人注重学问的研习，娴于讲经着疏，兖州应是慧静一生中最重要与最辉煌的时期。北慧静的学问，除了慧亮之外，很有可能是通过法珍过江之后，再传到了南方地区。法珍在南方被称为“吴兴小山法珍”。其执弟子礼的有“释昙斌，姓苏，南阳人。十岁出家事道祎为师，始住江陵新寺，听经论学禅道。覃思深至，而情未尽达，夜梦神人谓斌曰：汝所疑义，游方自决。于是振锡挟衣，殊邦问道。初下京师，仍往吴郡，值僧业讲《十诵》，飡听少时，悟解深入。后还都从静林法师谘受涅盘，又就吴兴小山法珍研访《泥洹》、《胜鬘》，晚从南林法业受华严杂心。”（《高僧传》卷第七）“释道超，姓陆，吴郡吴人。吴丞相敬风之六世也。祖昭尚书金部，父遵散骑侍郎。超少以勤笃知名，与同县慧安早投莫逆，俱游上京共契请业。时旻法师住灵基寺，值旻东讲。因共听沙门法珍《成论》，至灭谛初闻三心，灭无先后。超曰：斯之言悟，非吾师也。……年三十六。以天监初卒。”（《续高僧传》卷第六 ）道超听讲法珍《成论》的观点：“初闻三心，灭无先后”，乃是佛学小乘到大乘过渡时期所说的假名心、法心、空心三种。此三心，则又是以观无我、空、泥洹三相和俗谛与胜义谛二谛观照而得到的。由于《成实论》是讲“心差别”和“无相应”、“不俱生”的。因为有眼、耳、鼻、舌、身等根的差别，所以识也有差别。又有因果关系，于是众生作业，才有果报。还如，燃灯灯体不自照，但它发出的光，却照亮了黑暗，使眼识得生，眼识得以见到灯和瓶等物。再如，计算人数，点数的人既能知道自己，又能把其它人算进去，“既知自色，亦知他色。”如此种种，说明有了心差别，就有了多种心。可见，《成实论》是讲“多心”的。在心识说上，说一切有部主张由一心（识）来统率诸根，《成实论》讲多心（识），反对有部的主张是很明确的。而这个“多心”，最后又归结为“三心”，以因果次序而缘生，明显地坚持了小乘的思想，走上了“多心”的道路。所以道超认为这不是他的师父僧旻所讲的佛学。法珍于“宋元徽中卒，春秋七十有六。”此为宋后废帝刘昱在位，共3年，“元徽中”应为474至475年，道超36岁早逝，时在天监初年，应为503年后，因此道超若听法珍讲《成论》，应该是法珍晚年，道超少年时代。道超能听得出法珍的观点不同于其师，也说明他年纪小小，佛学水平已经很高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