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年）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公元6世纪时，佛教在印度逐渐衰微。但佛教在中国两千多年的传承中，虽几经起落，目前仍在全国各地完整地保存有佛教各主要派系及其法事音乐。事实上，隋唐以后中国已成为世界佛教与佛教音乐文化的发展中心。这些派系与法事音乐的存在与发展，不仅构成了中国佛教音乐文化独特的艺术框架，是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中一笔不可忽视的重要遗产与瑰宝；而且，也是世界宗教音乐文化宝库中的一颗灿烂明珠。但是，当前对于中国佛教音乐历史文献的梳理以及对当代佛教音乐文化的收集、整理、研究工作，在学术上历来是一个极为薄弱的环节，这一文化现象，与历史悠久、底蕴深厚的佛教音乐文化的历史发展是极不相称的。中国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将有历史的责任把这一历史悠久、底蕴深厚、形式多样、多姿多彩的佛教音乐文化，进行全面的、系统的、科学的收集整理工作，以对世界佛教乃至全人类的音乐文化艺术做出应有的贡献。

佛教音乐是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汉传、藏传和南传三个体系，它们都具有各自独特的音乐风貌、丰富的音乐类型、深刻的宗教涵义。古代的中国佛教音乐研究主要侧重史料收集和记述。对佛教音乐多有论及的重要历史文献有《高僧传?经师论》、《宋高僧传》、《出三藏记集》、《法苑杂缘原始集》、《经呗导师集》、《法苑珠林》、《广弘明集》、《五灯会元》、《景德传灯录》、《乐府杂录》、《因话录》、《太平广记》、《羯鼓录》、《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名称歌曲》，等等。内容涉及到中国汉传佛教梵呗传入的具体源头；魏晋南北朝佛教音乐的主要形式；汉传转读方式的建立；佛教音乐乐舞的整理与创新；佛教仪轨制度的形成；唐代俗讲的形成；宋代以后佛教音乐日趋世俗化的发展趋势；佛教音乐曲目及传播状况等。

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中期，是当代中国佛教音乐研究的初始阶段。这一时期，中国音乐工作者开始有意识地对佛教音乐原始数据进行收集和整理，将视角投向存活在民间佛事活动中的佛教音乐。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1952—53年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对北京智化寺京音乐的考察、收集、整理与研究和1956年杨荫浏对湖南佛教音乐的普查报告。

20世纪80年代，较多的音乐工作者开始关注全国广大地区佛教音乐活动，进行了实地考察，录制音响，记录曲谱。起始于80年代的全国艺术学科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在全国范围内以行政区域省、市为单位，各省卷本均对佛教音乐进行了一定范围的考察与收集整理工作，目前已出版30余部，积累了一批珍贵的中国佛教音乐原始数据。

20世纪90年代至今，中国佛教音乐方面的收集、整理与研究工作得到了较大的发展。这一阶段研究状况大致具有两方面特征。其一，国内研究更具学术性。多部关于佛教音乐研究专著陆续出版。如胡耀的《佛教与音乐艺术》（1992），韩军的《五台山佛教音乐》（1993），尼树仁的《中州佛教音乐研究》（1994），田青的《中国宗教音乐》（1997），袁静芳的《中国佛教京音乐研究》（1997）、《中国汉传佛教音乐》（2004），王昆吾、何剑平的《汉文佛经中的音乐史料》（2002），杨民康的《贝叶礼赞》（2003），等等。这些专著或对特定地区、特定乐种的音乐特征进行探讨；或是从宏观角度对中国佛教音乐作总体阐述。表明当今研究正逐渐具备综合、整合中国佛教音乐的能力。本阶段学术研究范围扩大，展开了对藏传、南传佛教音乐的研究。如杨民康的《论中国南传佛教音乐的文化圈和文化丛特征》、、《中国境内南传上座部佛教课诵仪式音乐》、《论云南少数民族南传佛教的乐器、器乐音乐及其与原始佛教音乐的渊源》；、田联韬的《藏传佛教乐舞“羌姆”音乐考察》、嘉雍群培的《藏族宗教乐舞的形成与发展》；、包?达尔汗的《蒙古佛教诵经音乐的多元文化特征》，等等。其二，国际学术交流进一步加强。佛教音乐国际学术研讨会陆续召开。如“中韩佛教音乐国际学术研讨会”已经举办五届，台湾、香港地区也多次举办了佛教音乐学术研讨会，这几次大型国际研讨会促进了中国大陆与港、台及周边国家佛教音乐交流，对当今该领域的研究工作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70余年的中国佛教音乐文化研究，取得了许多成果。为《中国佛教音乐文化大典》项目的启动与展开，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但中国佛教音乐文化的研究也存在以下三方面的问题。其一，对丰富的历史文献缺乏系统的整理；其二，对当前丰富的法事音乐缺乏有计划、有重点的采集、收录；其三，对现代科技手段运用不够。这一切导致迄今为止我国尚无一部经过系统整理的佛教音乐历史文献，也没有一部较全面深入论述佛教音乐历史文化的论著。这种研究现状既不利于学者从宏观角度观察佛教音乐，也不利于中国宗教音乐学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在此背景下，《中国佛教音乐文化大典》项目的启动也就因此具有迫切性、必要性、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