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中国佛教能在关键时刻奋进而起，与时俱进，走在时代之中，无不得益于理论的创新，而这些理论的创新，从现在的角度来看，都应该属于学术研究推动的结果，是历代祖师不懈地对佛教进行学术上的探讨，在祖述经典的基础上，提出了应机的理论，才使印度佛教与中国佛教在历史的进程中最终走在了时代的前面。而那些创造佛教理论的前贤大德，都是受之于佛教教育的成长，是佛教的经典著作和佛教的祖师将他们培养成一代大师，因此，佛教教育是佛教学术研究的最基础工作，整个佛教的发展，离不开教育，也离不开佛教的学术研究。

二

佛教教育可以培养佛教学术研究的力量，推动佛教学术人士的成长，其重要性是不言而譬的。由此而得知，佛教教育在整个佛教的事业中其地位是不能动摇的，只有搞好教育，才能有人才出现，佛教的理论和学术研究才能繁荣兴旺，续佛慧命才能变成现实。中国古代的大师们在培养人才方面是不遗余力的，佛教寺院可以说就是一座学校，许多大师级的高僧都是通过寺庙里的师父们亲手把教之后而成长起来。最早的中国佛教的教育，主要来自于寺院的译场，通过翻译佛经的工作，许多人开始成长，最后成为一代大家，所以整个中国佛教的译经史，也可以看作是一部培养人才的教育史，也是一部佛教学术研究的历史，从鸠摩罗什到唐玄奘等一代大翻译家，每人周围都聚集了一批学术的精英。史载鸠摩罗什有弟子三千，其中俊哲十余人，这些优秀的人才因为参与了译场的工作，不仅亲自熏闻了佛法，而且也各自成才，最后成为著名的佛教大师和学者。像著名的僧肇法师，因为跟随罗什译经，穷钻义理，最后撰写出中国佛教哲学的名篇《肇论》，对中国佛教哲学和中国哲学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由于罗什译场对佛教学术多有贡献，后人赞曰：“什公之门，一时蔚盛，可谓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矣。”

唐玄奘法师主持的译场也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学术活动场所。玄奘本人就曾经在中外多位大师手下受过系统的佛教教育，他到印度留学，就是源自于对佛教理论一些问题的困惑，冒着九死一生的生命危险，前往印度求取真经。他从印度回国以后，致力于佛教经典的翻译，一生翻译佛经1335部，对中国佛教学术上的贡献尤巨。他主持的译场，延揽了全国佛教的精英，弟子窥基自从跟从玄奘学习之后，得师真传，成为法相宗的重要传承者，他“训译属授，必待其人。以师天假至聪，幼入深慧。锺鼓[手-于+ㄎ]宫而闻外，桃李不言而自蹊。”玄奘由于精心研究佛教的义理，创立了唯识宗，繁荣了中国的佛学，然而更重要的是他影响了中国佛学的发展，他的所见所行，“自如来一代所说，鹫峯方等之教，鹿苑半字之文，爰至后圣马鸣、龙猛、无着、天亲诸所制依，及灰山柱等十八异执之崇，五部殊涂之致，并双罗研究达其旨，悉得其文。”而他“游八宏，穷玄理，廓魔气以为志，继圣达而为心。匡振颓纲，苞挫殊俗，涉风波而意靡倦，临大难而节逾高，通曩哲之深疑，开后贤之未悟，垂义功于来裔，标准的于当今。”如果没有玄奘的学术铺垫，没有他的翻译成就，中国的佛学在唐代就缺少了一大块，玄奘因对中国佛教教育与学术研究作出了贡献，故后人称赞他：“自大教东流，翻译之盛，未有如法师者。虽滕、兰、澄、什、康会、竺护之流，无等级以寄言，其彬彬郁郁，已布唐梵新经矣。”

如果说中国佛教早期的教育模式是译场教育，那么到了宋代以后就转为丛林教育的形式了。丛林教育的特点是重在启发与领悟，师父往往通过与徒弟之间的对答，启发弟子们自性中的成佛心开发，这与禅宗讲的自悟自度的施设手段是相吻合的，从中也可以看出，丛林教育的重点落在了开发人心的德育层面。此外，在这时还有另一种讲肆教育的形式，这是受中国传统“学肆”教育模式而影响后出现的一种大众教育方式，按照现在教育学的分类，应该属于普及知识的教育形式，法师在讲堂讲经，大众在下面听经，以此获得有关佛教的知识，并将其应用于人生和日常的生活。讲肆教育自宋以后，成为中国佛教教育的主流，并且专门在僧伽里面出现以讲经为主业的讲经僧人，佛教的普及就是依靠了历史上讲经僧的努力，使得佛教的知识广为流传，培养了不少的人才，但是其缺点在于讲经者与听经者缺少互动，一味地依靠法师讲经来获取知识，学术的含金量无疑减少，对中国佛教学术的成长以及学者的培养，相对较前期落后一些。

三

中国佛教教育走过一千余年，进了近现代社会，受西学东渐的影响，中国的佛教教育模式也发生了变化，为了能够改变中国佛教衰颓的命运，佛教界自觉办教育，引进西式教育模式，佛学院在全国各地普遍涌出。近现代的佛学院教育，实行的是知识性教育为主，以现代方法为学僧上课，这种教育结构对培养学僧的知识很有帮助，但是在培养理论创新的人才建设，特别是学术人才的培养方面，应该说还没有还原到古代隋唐时期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