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近代以来的文化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过程，开始的时候是人文学科借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解读、研究人文学科中的许多问题，应该说这种科学知识体系方法的引入，在近代人文学科的研究中取得了相当多的成果、成绩。到后来，发展到现在，我们又看到了人文学科对实证科学的巨大影响。人文学科研究中运用的诸如不确定性、随机性、模糊性、非线性等整体、动态的思维方法，被大量地运用到了科学知识体系研究中去。于是，我们的实证科学发展成为了现代科学。我们现在讲的科学与实证科学并不是同一个概念，实证科学强调的是普适性、确定性、可重复性等等，而我们现在科学并不是强调它的普适性、确定性。现在有很多学者提出来一个复杂性科学的概念，而把原来的实证科学称之为简单性科学以示区别。对于复杂性科学这个概念是否准确，恰当不恰当？我不知道。比如，现在有人为了回应否定中医，说中医不科学的一些说法，就说中医不是简单科学，是复杂科学。

同样，我们的宗教文化，现在也有人在把它纳入复杂性科学的概念里面去。这就是把科学性概念扩大了，把科学分成了有简单性科学，有复杂性科学，用复杂性科学解决简单性科学不能解决的问题，我们从科学角度来讲，其实就是它本身的发展过程，从实证科学发展到现代科学。由于我们现代很多人脑子里还停留在实证科学概念下面，所以对很多随机性的科学思维方式，并没有很关注到。我们一讲科学，人们还是以普适性，可重复性来衡量它。我想这个就是科学概念需要在我们脑子里有一个变化，现在的科学确实是从人文知识体系的方法上获得了许多有益的东西。这也正是不少西方科学家讲的，我们从东方传统的文化当中，可以不断获得科学发展的启迪和源泉。

反过来，从佛教方面讲，近代佛教也借用了很多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在科学内容中也找到很多可以印证佛法理论的内容。其实，在当今学科已经分化到这样的情况下面，我们不再适宜用一种一统的思维方法去思考这些问题，也就是说，我们的任务是要探索在这个知识多元化的时代中，每一种文化体系或样式怎么样来自我定位的问题。中国的古圣早就说过，我们以以同求同，万物皆同，以异求异，万物皆异。实际上在知识的领域里，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在不同的文化体系或样式中我们都可以找到其中的同点，也可以找到其中的异点，因为都是人类的知识。

因此，就出现了一个我们究竟是要异中求同，还是同中求异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也不应该这样来提，我们既需要异中求同，也需要同中求异，在这两个方面，我们不可以偏执。我们偏执于异中求同，那么就会把双方尽量地去附会；相反，我们过分偏执于同中求异，就会造成不必要的对立。所以，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要采取中道。不仅要中道，我们既要求同，还要明异。在我个人看来，如果就佛教现在的发展需要来讲，首先更需要注意的是求异。因为明异其实是一个知己知彼的问题，我们只有知道了彼，它的特点在什么地方，它跟我们的异在什么地方？我们才知道自己应该定位在什么地方？我们不应该再用一统的思维方式去思考问题。我常常讲近年来在中国哲学界有不少讨论港台新儒家的问题，但是我们应当看到港台新儒家最大的问题就是儒家情节的问题，也就是说，他们还是试图用儒家文化体系来一统天下。所以，新儒家提出来要三统并建，即仍然要以儒家文化来整合政统、学统、道统这三方面。这个就是没有认识到现代时代发展学科的多元分化、并存的情况下，我们儒家究竟要定位在什么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