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汉文大藏经”是一切汉文佛典的总称，是汉语文佛典丛书大全，既包括汉文译籍，也包括用汉语文写成的种种佛教注疏和著述。⑴ 将这些既有的佛典搜寻和保藏起来，加以整理传译，对于佛教弘法事业、僧才培养和探索生存发展以及与时代相适应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现实意义。在“薪火相传、众缘和合、守正出新”的基本原则下，历代高僧大德和学界互动，对汉文大藏经整理传译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为佛教与中华传统文化的融合和人类社会文明的进步提供了丰富的智慧资源。近些年各种版本的大藏经陆续被整理出版，在版本、文献方面的意义较大，但在实用方面尚有缺欠。因此，对汉文大藏经全面进行录入、句读、校对，以适合现代人阅读习惯的简体字重新排版印行并加以提要、导读尤为迫切，尤其是要酌情适度地对汉文大藏经进行白话传译。惟有如此，才能惠利众生。

关键词：汉文大藏经 整理 传译 方向

引言

佛教在其长期发展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文献，这些文献统称之为一切经、大藏经和三藏等等。释迦牟尼所说的教义和所制定的戒律最初没有文字记载，只是口头相传和靠记忆背诵。在他逝世后，弟子们感到这样辗转的口授，容易产生误解和思想上的分歧，因而举行了结集（集体会诵经律），开始编集律藏和经藏，以后又编集论藏，并对三藏进行了注解。佛教向南北传播后，很多地方的佛教徒使用当地的语言文字翻译编写了种种佛教典籍，并汇辑成经典，因之目前大藏经中有巴利语、汉语、藏语、蒙语、满语、西夏语及日语等体系，另外，还有用梵语、吐火罗语、粟特语、于阗语、突厥语等译写的佛典。

一、汉文大藏经整理传译的基本情况及其特点

传承文明的方式多种多样，但主要依靠典籍。典籍的产生使得文明传承可以跨越时间与空间。所以，在中国，修史造藏、整理典籍、抄书印书藏书，成为代代相承的传统。⑵

佛教传入中国两千多年，经历了从一个外来宗教转变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过程。整理、研究大藏经，同样也是发扬、传承我国的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宝贵经验。在我国佛教史上，历朝历代虔心收集、翻译、整理、传抄、供养、编修大藏经的佛教僧俗信徒不胜枚举。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努力，各种形态的大藏经才得以形成和发展。根据现有资料，汉文大藏经大约有三种情况：唐代以前的写本藏经；宋代以后的木版雕刻印本；汉文大藏经的排印版本。⑶

1、汉文大藏经的基本情况

我们知道，如何对待文化遗产历来是有争论的，问题是首先需要把散乱各地的文献经书收集和保存下来。只有收集和保存下来，提供了解和研究的基础，才有全面评价和讨论如何运用的可能。⑷

佛教传入中国内地以后的千余年间，仅藏经目录即近50种之多，流传至今尚有20余种，收录的经籍数量不等。各个时代编纂的大藏经，形式和内容互有不同。除房山石经外，宋代以前的基本上都是卷轴装帧的书写本。北宋开宝（968~975）年间，第一部木版雕印的大藏经问世后，历元、明、清至民国，共出版过木雕版和排印本大藏经20种（一说21种）。

传统大藏经虽然利于保存，但不便阅读。就大藏经的整理而言，虽然有多种大藏版本被影印传世，但依然有《崇宁藏》、《毗卢藏》、《资福藏》、《普宁藏》、《永乐南藏》等重要版本没有影印公诸于世。我国历代大藏经的多数已成文物，尤其是宋元版大藏经，它们不是已基本亡佚，如《开宝藏》、《契丹藏》；就是成了稀世的孤本、残本；或是流落海外，如《赵城藏》就是世间仅存的孤本，《崇宁藏》、《毗卢藏》基本保存于日本；明清诸版大藏经国内虽有完整的印本存世，但数量很少，基本上是各大寺院的供品。上世纪初，日本佛教界首先发起并重编了《卍续藏》、《大正藏》，成为之后佛教界及学术界广泛使用的版本。民国时期，还出版过铅字排印的《频伽藏》和《普慧藏》。以后，中国再没有大规模的官方编纂汉文大藏经之举。上世纪30年代，在西安的开元、卧龙两寺发现了宋《碛砂藏》本，遂引发了我国佛教学术界整理和研究大藏经的热潮。在之后的年代，上海的僧俗学者整理影印了《影印宋碛砂版大藏经》；在这一过程中，又在山西发现了《赵城藏》，并从中整理影印了《宋藏遗珍》，著名佛学家欧阳渐的弟子蒋唯心还发表了《金藏雕印始末考》一文。上世纪50年代，重编《中华藏》的计划首先由台湾学者蔡运辰提出。1956年在台湾成立“修订中华大藏经会”，1982年完成了台湾版《中华藏》。上世纪60年代初，大陆的佛学界也提出重编《中华藏》的计划，吕澄先生为此编着了《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一书。但因之后的政治运动，这一计划没有付诸实施。

综观国内外刊印的各种版本大藏经，都有收录不全、排印错漏等缺点，都不是理想的版本。

2、汉文大藏经的传译

汉文大藏经是在佛教传入我国后，经过长期的翻译、撰着和编纂起来的佛教经、律、论汇集。流行于中国汉、蒙地区和朝鲜、日本、越南等国。我国佛典的翻译最早是在东汉末年恒帝（147-167）、灵帝（168-189）时代，最早的译者是西域来我国的僧人安世高和支娄迦谶。在南北魏晋时期随着佛教的蓬勃发展，译经事业也在更大规模上进行，翻译的质量有所提高。在隋唐时期，佛经翻译获得了统治者的直接支持，由国家出面组织译场进行，并建立了一套极为严格的翻译制度，译经顺序分为宣读梵文、证义、证文、审听、笔授、缀文、参译、刊定、润文等九个阶段，从而保证了译文的质量。隋唐是我国译经事业臻于鼎盛时期，但五代以后就开始衰落，北宋时，佛典的翻译虽未中断，但只在少数人或个别人中进行。在佛经传译的2000年漫长历史过程中，我国翻译了大量的佛教经典，培育了一大批翻译家。据不完全的统计，现有佛经中可以确定为属于翻译印度次大陆各国的约1482部5702卷，除重译本外，还有4400卷，其中小乘佛典约1400卷，大乘经、律、论约3000卷，约合梵文250万颂。自后汉末至北宋末年（2-12世纪），约1000年间直接参加翻译的有150余人，其中有史书可寻，属次大陆来华的僧侣、学者计71人。鸠摩罗什、真谛、玄奘和不空等称为中国翻译史上的“四大翻译家”。

3、汉文大藏经的特点

汉文大藏经的特点如下：

第一、量多。在大部分印度原典都已失的今日，要理解印度佛教历史，汉译是最重要的资料。第二、仅就量上来说，后述的西藏大藏经几乎也可媲美汉译，藏译始于八世纪后，但中国在五世纪已经翻译了现今仍被广为读诵的经典；六、七世纪时，主要经典的汉译皆已齐备。也就是说，汉译最能反映印度佛教的全盛时期。第三、同样的圣典有多种译本。在印度即使是相同的典籍，也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有改订或增，也会有古籍资料的流失。含义保存了其新旧形态，所以可以追寻变化发展的轨迹。第四、因汉译年代大体皆有正确的记载，所以可据此重构印度文献史。但是，反过来说，汉译数据也不是没有它的缺点。因为中国文学与印度文学都有古老的历史，有其各自的发展，所以将印度原典翻译成汉语时，未必能忠实于原文。这种顾虑在鸠摩罗什的汉译中非常周详，玄奘以后的译文较重视于原文，即使如此，为尊重汉文的成规与习惯，以使译文易懂易读，有时候也有重新编辑本文的痕迹。即使是现代要将他国语言翻译成英文等，为尊重英文本身的表现形式，甚至要牺牲对原文的忠实性；即使从语法构造相近的法文、德文等译成英文时，常常很难从英文去推定其原文。汉译佛教圣典同样也有此困难。将此视为缺点或许不太恰当，但从原典批判的立场来说，这确实是相当棘手的问题。因此，很难逐字来作梵汉对照。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