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我国历代大藏经的多数已成文物，尤其是宋元版大藏经，它们不是已基本亡佚，如《开宝藏》、《契丹藏》；就是成了稀世的孤本、残本，或是流落海外，如《赵城藏》就是世间仅存的孤本，而《崇宁藏》、《毗卢藏》基本保存于日本；明清诸版大藏经国内虽有完整的印本存世，但数量很少，基本上是各大寺院的供品。

所以，自上世纪以来，为推动佛教和佛教学术事业的发展，整理和研究佛教大藏经就成为佛教界和学术界的一项重大课题。上世纪初，日本佛教界首先发起并重编了《卍字续藏》、《大正藏》，成为之后佛教界及学术界广泛使用的版本。上世纪30年代，在西安的开元、卧龙两寺发现了宋《碛砂藏》本，遂引发了我国佛教学术界整理和研究大藏经的热潮。在之后的年代，上海的僧俗学者整理影印了《影印宋碛砂版大藏经》；并在这一过程中，在山西发现了《赵城藏》，从中整理影印了《宋藏遗珍》，著名佛学家欧阳渐的弟子蒋唯心还发表了《金藏雕印始末考》一文。应该说，这是近代以来佛教大藏经整理与研究一个值得记住的年代。之后，中国佛教学术界曾提出编辑《民国大藏经》或《中华大藏经》的愿景。著名居士叶恭绰1935年为《宋藏遗珍》写的序言中说：“他日汇集诸本，删同存异，择善去秕，以成民国大藏经，裨益法界。”在另外的一篇文章中则直称“中华大藏经”。但在当时战乱的年代，中国的佛学界还没有条件实现这一心愿。

上世纪50年代，重编《中华藏》的计画首先由台湾学者蔡运辰提出。1956年在台湾成立“修订中华大藏经会”，1982年完成了台湾版《中华藏》。蔡先生为编辑这部大藏，“穷四年之力”完成了一部巨著《二十五种藏经目录对照考释》，是这一时期大藏经研究的重要成果。60年代初，大陆的佛学界也提出重编《中华藏》的计画，吕澄先生为此編著了《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一书。但因之后的政治运动，这一计画没有付诸施行。80年代初，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重编《中华藏》提上日程，1982－1994年间，在国家资金的支持下，以任继愈为主持人的中华大藏经编辑局完成了106卷本的《中华藏》正编的编辑工作。这是新中国建国以来，佛教大藏经整理与研究的一项重大成就。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佛教协会与相关的出版机构合作整理刷印了清《龙藏》经板，称《乾隆版大藏经》；同时，整理影印房山石经的拓片，称《房山石经》。80－90年代佛教大藏经整理与研究的这三项成果，从整体上提升了中国佛教研究的水准，也带来了新一轮佛教整理的热潮。自90年代起，首先是《永乐北藏》、《频伽藏》的影印；之后《洪武南藏》影印传世；近期，《嘉兴藏》的重辑影印和标点本清《龙藏》又将面世。这一切从根本上改变了大藏经难求的局面。

上世纪90年代之后，佛典电子化又成为世界性的潮流。1993年韩国海印寺主持了一项宏大的工程：《高丽藏》数位化全文本。在三星公司的支持下，这一项目于2000年5月完成，现已有光碟传世。之后，我国台湾的佛教学者组成了“中华电子佛典协会（CBETA）”，启动了电子版《大正藏》工程。目前，电子版《大正藏》光碟已在海内外广泛流传。电子化将从根本上改变佛教大藏经的流通方式，大大缩小了大藏经贮存的空间，从而加快了大藏经的普及与应用；同时，电子版大藏经也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研究方法，研究者可在电脑上阅藏，并通过检索手段迅速地获取过去需要多年才能积累的资料。然而，目前的电子版大藏经只有两种，且都是国外的版本；就资料和研究的价值说，他们很难与宋元版大藏相比。因此，国内佛学界的有识之士亦经过多年的筹画，启动了电子版《赵城藏》工程。这一项目由上海龙华古寺方丈照诚法师与北京慧海中心创办人李家振先生共同发起，并得到教界高僧、学界专家及分布全国各地的广大志工的支持，已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在汉文大藏经的研究方面，近几十年来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无论是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还是人才的培养都有令人瞩目的进展。2007年9月在上海召开了迄今第一次“汉文大藏经国际研讨会”，两岸三地及日本、韩国的学者在会议期间充分展示了自己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