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本文分三部分，第一部分着重阐述了整理与研究汉文大藏经的意义。文章指出，整理与研究汉文大藏经不仅是佛教信仰和佛教研究的需要，也是继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需要。第二部分从汉文大藏经的整理重印、校勘标点及电子化几个方面回顾了近一个世纪以来大藏经整理与研究所取得的主要成就。第三部分具体地指出，在今后大藏经的整理与研究依然任重道远。

一

汉文佛教大藏经的历史可上溯至陈隋之际。南北朝三百年佛教的大发展，为中国佛教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加之伴随着国家的逐渐统一，南北佛教的合流，中国佛教因此大大地前进了一步，步入了它的鼎盛时代。当此之时，三藏典籍的传译已初具规模，而中国僧人的佛教著述更是成倍的增长，如梁释僧祐在《出三藏记集》卷12的序中所云：

由汉届梁，世历明哲，虽复缁服素饰，并异迹同归。讲议赞析，代代弥精；注述陶练，人人竞密。所以记论之富盈阁以仞房，书序之繁充车而被轸矣。

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到了隋朝初年便出现了以组织编刊“一切经”，也就是“大藏经”为目的的、有“入藏录”的佛经目录，如隋代费长房编撰的《历代三宝记》等，佛教大藏经的书写也因此出现了空前的高潮。《隋书·经籍志》载：隋初“官写一切经”已成风气，所谓“京师及并州、相州、洛州诸大都邑之处，并官写一切经置于寺内，而又别写藏于秘阁。天下之人从风而靡，竞相景慕，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然而，这些写本大藏经虽有大小乘、经律论的基本分类，但收经内容的随意性很大，经籍的排序也没有一定的规律可循。因此，真正意义的汉文佛教大藏经的形成应从唐释智升所撰《开元释教录》算起。

《开元录》收经1076部，5048卷，480帙，不仅有大小乘、经律论及圣贤集传等十分完善的分类法；还严格规定了所录经籍先后排列的位次；规定了经本书写的格式（纸数）；包装排架的帙数，从而奠定了汉文佛教大藏经的目录基础。北宋初年我国的第一部刻本大藏经《开宝藏》就是以《开元录》为基础雕刻完成的。之后，大藏经的雕造代有新出，现有印本存世者就有宋版的《开宝藏》、《契丹藏》、《赵城藏》、《崇宁藏》、《毗卢藏》、《圆觉藏》、《资福藏》、《碛砂藏》；元版的《普宁藏》、《元官藏》；明版的《初刻南藏》、《永乐南藏》、《永乐北藏》、《嘉兴藏》；以及清朝的《龙藏》等。历史上，朝鲜的高丽王朝还据《开宝藏》雕刻了《高丽藏》；近代以来，日本佛教界编印了《天海藏》、《黄檗藏》、《弘教藏》及《卍字藏》、《卍字续藏》、《大正藏》等；加上近代我国佛教界编刊的《频伽藏》、《普慧藏》等，汉文佛教大藏经存世的版本就多达20余种。

汉文佛教大藏经是中国历代的佛经翻译家、佛教史学家及佛学大师们历经二千年的努力而成就的一项伟大的文化工程。它是佛教典籍的总集，佛教的百科全书。它不仅是佛教研究取之不尽的资料宝库，还同时为哲学史、世界史、文学史及艺术、语言、天文历算、医药、建筑等多种学科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在汉文大藏经中，载录着自东汉至元朝的千余年间近200位译经家及数以千计的他们的助手翻译的近1500部、近6000卷的印度佛教原典，它们构成了汉文大藏经的基础。这些翻译典籍已不是完全意义的印度文化的遗产，而是印度佛教与中华文明相结合的产物，凝聚着当时中华文化的一切最新成就。

在汉文大藏经中还收录有规模更为庞大的中国僧人的著述，这些典籍的数量大约在2600种左右。这些著述从章疏、论著、史传到目录、忏仪、音义等已构成了一个博大精深的佛学体系。它们是中国佛教僧人在中国古代文化的直接影响下的创作，是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

整理与研究汉文大藏经不仅是佛教信仰和佛教研究的需要，也是继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