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本文简要介绍了费孝通等人在云南省大理市凤仪镇北汤天村董氏宗祠发现佛经的来历、内容及价值。

大理凤仪北汤天佛经，指1956年由费孝通等先生在云南省大理市凤仪镇北汤天村董氏宗祠发现的三千多卷册写本和刻本佛经。这是继敦煌藏经洞之后我国古代佛教文献的又一重要发现，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一直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不过，自发现以后，一直没有人有条件通览看过这批佛经，所以确切情况还不能说十分了解。本文参考周泳先先生整理后编的目录，并根据自己的所见，略作介绍。

谈到凤仪北汤天佛经，就不能不提到董贤。他生活在元末明初。生平不详。清初高奣映在《鸡足山志》中称他为“不动喇嘛”，说他通阴阳历数之术，能役使鬼神。这一说法还有待证实。数种佛经后面的题记，说明董贤和他的家人在元末明初已经刊印了一批佛经。他永乐年间撰写的一篇碑记，介绍了凤仪北汤天佛经的主要来源和历史背景：

明初朱元璋派沐英、傅有德、蓝玉等人率兵攻打大理，大部分佛寺被烧，经藏被毁，将整个大理地区各寺院中残留的藏经收集起来，仍然凑不够一部大藏。为了配成一部全藏，董贤专门到受战乱影响较小的昆明各寺院，广泛搜集各寺所藏佛经，运到大理，与从大理各地佛寺收集来的佛经合在一起，勉强配成一部藏经，贮藏在他所在的法藏寺。永乐年间他应召到北京时，又得到永乐皇帝赐给的一批佛教科仪。

从现存凤仪北汤天佛经来看，董贤的后人熟悉明初瑜伽教僧的经典。他们在从事应赴法事的同时，继承了董贤的工作，收集了不少信徒修功德抄写或刊印的佛经和道经。不过，他们的工作大概在清代乾隆年间就停止了，因为整理过这批经典的周泳先说，在凤仪北汤天佛教科仪中出现的最晚的年号，是清代的乾隆。另外，现存功德刊经的下迄时间，也是乾隆年间。

让董贤始料不及的是，他从昆明各寺搜集运到大理的经藏，在大理统一保存了500多年后又被运回昆明，并被分散保存。随同这些经藏一同到昆明的，还有他当时从大理各寺院废墟中搜集到的大理时期写经，明初的刻本和写本佛经，以及他的后人在清初及其以前搜集的各种功德印经。它们现在分别被云南省图书馆、云南省博物馆和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三家不同的单位收藏。就数量来说，以云南省图书馆保存最多，云南省社科院次之，云南省博物馆最少。保存数量少的两家都有完整的目录。云南省图书馆藏的数量较多，由于有不少残篇断卷，周泳先曾作过初步整理，编有《大理国写经目》和《元明及清初云南刻本及写本重要佛经目录清册》，但收罗的并不完整，还有相当一部分佛教科仪在目录中没有出现。

凤仪北汤天佛经以往被关注最多的主要是大理写经。不少学者在文章中往往称它们为“南诏大理（国）写经”。不过，以前认为是南诏时期写经的《护国司南抄》，实际上是大理国时期抄写的，而且抄写的时间在现存20余卷大理写经中还是最早的，所以现在还找不到称它们为南诏写经的理由。《诸佛菩萨金刚等启请》也有大理国时的抄经题记，但时间较《护国司南抄》稍晚。明永乐年间，董贤家乡其它佛寺的僧人重抄了大理国时期的部分佛经，内容都是密教或者是受密教影响出现的道场仪。这批资料中的写本大部分已经收入去年出版的《大理丛书·大藏经篇》，但不能说全部资料都已经公开了。

宋元时期，昆明和大理都有人到内地请藏印经。凤仪北汤天佛经中的碛砂藏、普宁藏和元代官刻大藏经，就是元代刊印后分别运到昆明和大理，最后又被董贤统一收藏在法藏寺的。它们是凤仪北汤天佛经的主体，共约2460余册，占总数量的82%以上。对这部分佛经的研究方兴未艾。方广锠等先生根据这批藏经中30余卷册提供的重要信息，发现了元代官刻大藏经，是目前可圈可点的重要成果。这批藏经中元代的普宁藏保存数量最多，至少有三种以上的版本，但详情如何，仍然有待探讨。部分藏经上的钤印表明，它们来自大理地区明初已毁的弘圣寺、金相寺和邓川州万福寺。它们应该属于大藏经一类的刻经，相信对实物作进一步考察后，可以增加我们对元代大理地区大藏经情况的了解和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