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的佛教革新与海外弘法经验，使慈航最深切地感受到，振兴中国佛教最急迫的，是文化、教育、慈善三方面的工作，缺一不可。他在1948年春季离开南洋赴台开办台湾佛学院前发表了著名的演讲《怎样做一个真正的佛教徒》。他旗帜鲜明地指出，“推行佛化，是佛教徒的唯一责任。然而，佛化究竟要怎样去推行呢？我平常有三个口号，就是‘文化、教育、慈善’。因为有文化，可以宣传佛教的教义；有教育，可以栽培弘法的人材；有慈善，可以得到社会上的同情；所以‘文化、教育、慈善’，是今后佛教的三个救生圈。我很希望今后的佛教徒，特别是在座的诸位，应从这三方面去做，一定会得到很大的效果。我们要知道：‘人类如果不努力消灭战争，那战争一定会消灭人类的。’所以我们佛教徒应有悲天悯人的心，来救人救世，这才算是一个真正的佛教徒。”（慈航《怎样做一个真正的佛教徒——慈航法现在新加坡佛教居士林讲》，载《佛教人间》第四期，1948年2月，第49-50页。）

将慈善与文化、教育同等看作是现代中国佛教的“救命圈”，不仅是慈航个人长期弘法利生经验的总结，也是他自觉继承和推展太虚、圆瑛两大亲教师之弘法利生业绩和精神的最集中表达。作为现代佛教革新运动的领袖人物，太虚虽然一直大力提倡佛教慈善事业，但是，以武昌佛学院、闽南佛学院、汉藏教理院和世界佛学苑图书馆，以及《海潮音》杂志、《太虚大师全书》等为标志，他留给后人的最辉煌的历史，无疑主要体现在文化、教育事业上。而圆瑛作为相对保守的大多数传统佛教寺僧的领袖人物，在改革僧制以开办新式佛教文化、教育等事业上倍受革新派的批评和责难，但是，从民初创办宁波佛教孤儿院，二十年代开办泉州开元寺慈儿院，积极鼓动和支持上海僧俗界、乃至全国僧俗界的佛教慈善事业，到抗战时期组织和支持成立上海抗战救护队，并使宁波佛教孤儿院和泉州开元寺慈儿院一直成功地保持到四十年代后期，克服重重困难，不断发展壮大，从而使他在弘扬大乘佛教的救世利人精神和提倡佛教慈善公益事业上，做出了突出的成绩，赢得了海内外和教内外的广泛赞誉和景仰。虽然，在现代中国佛教史上，以太虚为首的革新派和以圆瑛为首的保守派有着许多恩怨纠葛，但是，正如我曾经指出的那样，中国现代佛教史正是一种各派相争相摄而互动的历史，正是通过这种互动，现代中国佛教从而能够稳步地向前推进。（中国近代佛教史上的激进与保守（上），台湾，《普门学报》第24期，2004年11月。中国近代佛教史上的激进与保守（下），台湾，《普门学报》，第25期，2005年1月。）慈航以文化、教育和慈善作为现代佛教的三大救命圈，正是对现代中国佛教两大传统的最好结合与最有力的弘扬。也正是通过他的历史性传递，使1949年后的现代台湾佛教以文化、教育和慈善事业为中心实现了历史性的复兴与繁荣。

1912年开始的中国佛教适应时代新要求的艰难探索，是佛教传入中国，并在中国实现本土化之后所进行了另一次历史性的走向现代形态的历程。与明清及以前的中国佛教相比，这是一个崭新的佛教历史现代形态。从此以后，如同中国社会不再可能回到封建时代，中国佛教也不可能再回到古代的传统形态，而只可能历史地、必然地推进现代形态的发展。近百年的中国佛教史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中国佛教的现代形态之发展是可以坐享其成的。历史不可能倒流，但可以衰变。中国佛教现代形态的未来发展，需要一大批如赵朴初、印顺、星云、证严、圣严、惟觉等等，能够自觉地继承和发扬欧阳渐、太虚、圆瑛、慈航等现代佛教先辈们所开创的现代佛教传统的佛门先进。这其中不可轻视他们都非常强调的现代佛教慈善观念。将慈善事业既看作是佛陀教化，尤其是大乘佛教的根本目的和弘法利生之主要手段，也看作是作为国民的佛教徒所应尽的义务；并以慈善与文化、教育并列作为现代中国佛教的三大救命圈。这是现代中国佛教慈善观念“返本开新”的重要体现，也是留给当代中国佛教走向未来的贵宝财富。

作者简介：

何建明，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