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大乘佛教积极救世利人精神的极力弘扬，可以看作是四十年代中国佛教界最强大的声音。正是在这种声潮的影响下，佛教界对佛教慈善事业的认识有了新的突破。最值得注意的有两点：

其一，慈善事业被看作是“佛教的基石”，也是佛教徒弘法利生最紧要的工作。

思归子是1925年圆瑛和转道、转物等在泉州开元寺创办的佛教慈儿院的主要负责人。从1925年到1947年，泉州开元慈儿院经历了怪淡经营，每年的收养从数十人到数百人，教养兼施，取得了显著成绩，赢得了海内外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作为泉州慈儿院教养兼施的亲历者，思归子深切地体会到，以往人们对佛教的认识存在着严重错解，以为佛教的唯一本旨，就是教人了生脱死，发心学佛就是唯依教奉行，以了生脱死为唯一之目的，除此以外，皆落第二义，完全将慈善工作排斥在外。其实，他认为，佛教人了生脱死，此乃诸佛如来一极悲心，吾人学佛殊胜妙果，是甚深之谈而非整个佛教。真正的佛教是包括世间出世间法而言，大无不包，细无不摄，备具无量法门，任人自行选择，鸟巢禅师就曾说过“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何得谓佛教不应有慈善工作，所以五戒十善，名为人天乘教，可知佛教基石，即在慈善。”近代大德弘一法师著有《佛法十疑略释》，其中说到“佛法非废弃慈善事业，并谓依佛经所载，布施有二种，一曰财施，一曰法施，出家佛徒，以法施为主，故应多致力于弘扬佛法，而以余力提倡他种事业，若在家佛徒则财施，法施并重，故在家居士，多努力作种种事业”。因此而言，“慈善工作，虽佛教了生脱死工作，而正为佛教徒弘法利生最紧要工作。”

他还引证原始佛教指出，从前在华严会上，普贤菩萨告善财童子等，都是具足十愿，而从礼敬乃至恒顺，功德圆满，然后悉皆回向，导归极乐，了生脱死。其言所谓“恒顺”者，即是“于诸病苦，为作良医，于失道者，示其正路，于暗夜中，为作光明，于贫穷者，令得伏藏。”又说到“诸佛如来以六悲心而为体故，因于众生而起大悲，因于大悲生菩提心，因菩提心成等正觉。”由是思归子指出，佛教的慈善工作，“不但为利生本怀，亦即为成佛正因。出家佛教徒应尔，在家佛教徒亦应尔。苟不尔者，便非佛教徒，亦非佛教。” （思归子《办理佛教慈善工作三十年来之经过》，载《佛教公论》复刊第十七期，1947年8月1日，第24-26页。）

其二，慈航提出了著名的“文化、教育、慈善是佛教的三大救命圈”的观点。

慈航肄业于太虚大师所主办的闽南佛学院，长期追随太虚大师的佛教革新事业，是太虚佛教革新思想最重要的继承人和推展人之一，并长期在东南亚地区弘法利生，有着广泛的国际影响。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慈航于太虚大师去世后，在马来西亚接法于圆瑛，从而成为民国时期中国佛教激进与保守两大派系的都最有关系之一人。他也是抗战胜利后赴台弘法最早的大陆高僧之一，更重要的是，他创办并主持了台湾现代第一个僧教育机关——台湾佛学院，保护和培养了一大批四十年代末来台的大陆青年僧众，包括后来著名的星云、煮云、自立、妙峰、幻生、印海、会性等等，成为影响现代台湾佛教文化复兴第一人，至今仍在重要的影响。正如他的闽南佛学院时期的同学东初生前在纪念慈航时所说：“大陆来台的大德法师，不论长老，或是青年，虽各有机缘不同，然要以成功而论，当以他为最成功者。他留在人的心里，无论出家众，或是信众，都是深刻而景仰的印象，特别是台湾同胞们印象最深的，还是他。”（东初《敬悼慈航老法师》，载《慈航大师纪念集》上，第70页。台湾，弥勒内院、大乘精舍19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