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儒家当政者来说，随着僧尼人数的增多，给国家的财政上造成困难，如唐代宗大历十三年（778），都官员外郎彭偃“删汰僧道议”：

今天下僧道，不耕而食，不织而衣……一僧之食，岁计三万有余，五丁所出，不能致此。

所以，历来的废佛法难事件，其中大部分原因是由于寺院经济的膨胀，形成与国家财政对抗性质，从而引起当政者想废除寺院经济，归国家所有。

儒道二家对佛教不耕不织的攻击，从佛教界来说，则做出一定的回应，如法琳《辩正论》对李仲卿第四迷的回答：

谋道不先于食，守信必后于饥。是以桀溺矜耕，孔子譬诸禽兽；樊须学稼，仲尼讥于小人。稷下无位而招禄，高其贤也；黔娄非仕而获赐，尚其清也。善人之道，何必耕稼。

法琳则是从古来儒道圣人的事迹，认为修道比经济问题更加重要，并且从佛教的三世因果来阐明耕与不耕各有因果。这样的回答，在理论上虽然十分恰当，在现实社会，难以令人信服。

从佛教僧团本身来说，由于寺院经济的长期发展，所以寺院逐渐贵族化、特权化，特别是私度伪滥僧，形成与朝廷对经济、劳动力方面对抗的局面，引起朝廷的不满，所以才出现“三武一宗”的“法难”。所以，出现佛教僧团的革新运动，这也是僧团本身为了佛教的发展而产生的自觉行为。

但是，对于出家僧尼从事农耕作务，戒律明文禁止，所以必须突破印度戒律的限制，制定符合中国佛教的清规。自达摩以来，至百丈怀海三百年间，禅僧居于律寺。百丈怀海清规的创立，标志着禅宗教团的正式独立，大阐宗风。同时，中国所奉行的是大乘佛教，而实践的是小乘佛教的戒律，百丈就是打破这矛盾局面的划时代的禅师。所以，《宋高僧》卷十“怀海传”中提到，怀海住在百丈山时，很多禅客前来，所以堂室十分拥挤，怀海说：

吾行大乘法，岂宜以诸部阿笈摩教为随行邪？或曰：《瑜伽论》、《璎珞经》是大乘戒律，胡不依随乎。海日：吾于大小乘中，博约折中，设规务归于善焉。乃创意不循律制，别立禅居。

所以，百丈从大小乘戒律中选择适合中国佛教禅僧生活的戒律，从而制定成清规，使禅寺从律寺分离出来，推动禅宗教团正式走向了独立，为禅宗的发展给予了制度上的保证。

三、“不作不食”理论上的证明

而允许僧尼从事农耕作务，首先必须解决两个问题：一，不杀生戒的问题；二，修道坐禅与农耕的关系，这是困扰佛教徒生活的基本问题。农耕作务犯不杀生戒，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在《古宿尊语录》，对于戒律违犯问题，百丈作了如下的说明：

问：斩草伐木，掘池垦土，为有罪报相否？

师云：不得定言有罪，亦不得定言无罪。有罪无罪，事在当人。若贪染一切有无等法，有取舍心在，透三句不过，此人定言有罪；若透三句外，心如虚空，亦莫作虚空想，此人定言无罪。

又云：罪若作了，道不见有罪，无有是处。若不作罪，道有罪，亦无有是处。如律中本迷杀人及转相杀，尚不得杀罪。何况禅宗下相承，心如虚空，不停留一物，亦无虚空相，将罪何处安著？

本来，戒律禁止垦田掘池伐木，因为会犯不杀生戒。但是，百丈认为有罪无罪由行为者的心来决定，这是从大乘佛教的精神来阐释农耕作务与不杀生戒的矛盾，如果能够与空、中道相应，便无有罪过。这样，从思想上为僧尼从事农耕扫除了障碍。百丈的这一持戒态度，对于恪守戒律的要求而言，是革故鼎新，而对中国佛教青睐大乘菩萨戒、重戒在内心、倡无相戒法、以乘摄戒、摄戒归禅的持戒风尚而言，又是承先启后。

所以，百丈将“普请法”制度化，将出家修行者的生产劳动合法化。对于“作务”与“普请”，《宋高僧传》卷十说：“行普请法，示上下均力也”，《禅林象器签》第九类“丛轨门”中说：“忠曰：集众作务，曰普请”，所以，作务即是劳动作业，而作务是个人行为，普请则是大众共同劳动，无论尊卑上下，普同平等，体现平等性、共同性、大众性原则。

但是，出家以修道为本，若整天于田园耕作，则与农民有何区别?这是修道与作务的矛盾问题。元代明本《幻住庵清规》中说：

公界普请，事无轻重，均力为之，不可执坐守静，拗众不赴。但于作务中，不可讥呵戏笑，夸俊逞能，但心有道念，身顺众缘，事毕归堂，静默如故，动静二相，当体超然，虽终日为而未尝为也。

从上文我们可以看出，在禅宗的思想中，作务与坐禅，动静二相，无二无别。因为在作务中，不得戏笑，专心存念道业，行动随顺众缘，归禅堂后仍然如如不动，所以终日从事作务，与默然坐禅是相同的。那么，作务便不是农耕作业，而提升到修行的高度，成为修行的一种形态，从而解决了修道与作务的矛盾。

同时，随着禅宗的发展，寺院逐渐移到深山的偏僻地区，随着施主供养的减少，寺院的经济已经是人不敷出，再加上中国封建社会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影响，僧团自己从事生产劳动，也是势所必然的事情。

四、结语

从印度戒律规定僧尼不得从事生产劳动，到百丈提出“不作不食”，禅宗做出创造性的诠释。中国禅宗祖师面对农业经济的压力，提供僧尼“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从而为禅宗的发展提供了根本的适应性基础。

中国佛教的祖师大德从大乘菩萨戒的无相戒法与以修行为重，从理论上解决了农耕与杀生戒、修道坐禅的矛盾，摄戒归禅，从而使“不作不食”作为中国佛教的优良传统而得到确立。从佛教寺院对生产作务的变化，可以看出佛教中国化在寺院经济及戒律上的变迁，为我们更好地了解中国佛教的特色提供了一条很好的途径。

随着农业经济的解体，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我们也看到中国佛教的寺院经济也出现巨大的变化。但是，中国佛教界如何面对市场经济的挑战，而维持其宗教性与神圣性，则值得我们关注与担忧！如何亦能像古代禅宗祖师，对市场经济背景下的寺院经济，作出自己的创造性诠释，则是目前佛教界与举术界所面对的重大课题。

作者简介：圣凯，1972年生，哲学博士，清华大学哲学系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