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序言

按照印度佛教的传统，僧尼是属于不生产的阶层，经济生活全部依靠民众的布施，比丘以托钵乞食得到食物。佛教传到中国，随着佛教的发展，僧尼人数增加，国家财政困难，再加上僧尼素质低下，所以大量的僧尼已经成为社会问题。这样，当然会发生“废佛”的不幸事件。所以，中国佛教的祖师大德以戒律精神为基点，制定符合中国社会特点的佛教制度，便出现清规。于是，僧尼便由不生产变为重视生产作务，而且以“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为僧尼的生活准则。

在律典中，明文规定比丘不得掘地，如《四分僧戒本》中说：“若比丘自手掘地、教人掘者，波逸提。”《行事钞·随戒释相篇·掘地戒》说不掘地有三大好处：

《多论》，不掘地坏生，三益：一、不恼害众生故；二、止诽谤故；三、为大护佛法故。若佛不制此二戒者，国王大臣役使比丘。由佛制故，王臣息心，不复役使，得令静缘修道，发智断惑，是名大护。

由于不掘地有三种好处，所以僧人不能从事生产劳动。

在东晋时代，罗什所译出的《佛遗教经》中说到，沙门禁止的诸种行为中，便有“安置田宅、一切种植、斩伐草木、垦土掘地”，所有田野园林生产的行为都是被禁止的。《遗教经》在中国具有相当的权威，十分普及，唐太宗曾下令书写《遗教经》，以作为僧尼遵守的规范。

随着禅宗的兴盛，祖师大德开辟山林，创造了“农禅合一”的僧伽经济制度。到了唐代中期，各种生产劳动已是禅林常课，“农禅合一”成为固定的传法形式。大致在唐宪宗时期，一个散置江河南北无数浅山丘壑之中的丛林体系得以确立。而对于佛陀所制定的戒律，依靠菩萨戒与僧制，以中国方式转化成中国人的佛教，根据时代与社会环境的调整改观，在历史的步伐中，终于出现了中国式的戒律，即所谓“禅门清规”。

二、“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提出

禅宗史上，最先制定清规的是百丈怀海（749—814），可是怀海所制定的《百丈清规》早已散佚，无从知其原形。现存的《百丈清规》虽是同名，却是元代所成立的《敕修百丈清规》，与唐代的《百丈清规》内容不完全一样，这是众所周知的。至于百丈所制定的清规是否确实存在，日本近藤良一先生说：

百丈清规当初并未以成文律存在。百丈所创的规矩被称为百丈清规，是在十二世纪后半，禅宗宣布成立，当时因编纂了灯史类，为使自己的法规权威化，而出现百丈清规。

依近藤先生的说法，百丈清规是十二世纪在编纂灯史类时，将口传的法规权威化的作法，从而对百丈清规的真实性提出怀疑。但是，中国僧团很早就存在某种形式的“僧制”以作为生活规范，而众多修行者共同生活时，必须要让共住者知悉规矩，所以也就必须提示成文的规矩，始能维护丛林生活的权威。在后世灯史作者的历史眼光中，百丈亲自制定的清规，当初应该就已成文。宇井伯寿先生也认为百丈本身有制定清规，而且《景德传灯录》中“百丈传”所附录的“禅门规式”便采用当时的百丈清规，所以，我们可以肯定百丈清规存在的真实性。

在百丈清规中最特别之处，便是将“普请法”制度化，提倡“一日不作，一日不食”，这是我们讨论的重点。《敕修百丈清规》卷六说：

普请之法，盖上下均力也，凡安众处，有合资众力而办者……当思古人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诫。

普请就是“上下均力”，也就是全山大众齐力劳役，甚至从事生产行为，叫做“作务”。而“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已成为禅门的根本思想，深深地影响着后来的中国佛教。

那么《敕修百丈清规》中所说的名言，其来源何处呢？《百丈山大智禅师语录》中可以见到：

师凡作务，执劳必先于众。众皆不忍，密收作具，而请息之。师云：吾无德，争合劳于人，师既遍求作具不获，而亦忘食，故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言，流播寰宇矣。

所以，我们可以明白“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是百丈山怀海禅师的名言，成为中国丛林的千古名训，这标志着禅宗僧团在经济上的独立，摆脱了檀越依存制度的困惑。

原来，佛教僧团禁止从事生产，以乞食为正命，而百丈积极提倡不作不食，这是基于一定时代背景而提出的。道端良秀先生认为有内外因缘，第一外在因缘，便是对儒道二教及当政者攻击沙门不耕不织、浪费衣食所作出的强有力的反击；第二内在因缘，脱离佛教形式化及律法主义，在中国建设真正的佛法，这是很大的佛教革新运动之一。

佛教传到中国，由于中国国土广大，对劳动力的要求比较迫切，所以沙门不耕乞食为生，当然会招来非难。如《广弘明集》卷十三中所载，唐代道士李仲卿《十异九迷论》其中之一“迷”即是：

若一女不织，天下为之苦寒；一男不耕，天下为之少食。今释迦垂法，不织不耕，经无绝粒之法，田空耕稼之夫，教缺转练之方，业废机絍之妇。是知持盂振锡谁凭?左衽偏衣于何取托？故当一岁之中，饥寒总至，未闻利益，已见困穷，世不能知，其迷四也。李仲卿所攻击的正是僧尼不耕不织，增加不生产者，从而给人民生活带来许多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