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海燕：探秘乾隆大帝的藏传佛教信仰和藏密瑜伽修习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讲师安海燕（图片来源：凤凰网华人佛教 摄影：李保华）

清帝中尊崇藏传佛教者莫盛于乾隆帝。近年来，随着学界对故宫藏传佛教建筑，尤其是乾隆帝裕陵地宫内所刻藏文陀罗尼的深入研究，弥补了以往偏重从政治利益这一角度解读乾隆尊崇藏传佛教的不足。

人们之所以长期无法了解乾隆帝精神世界中对藏传佛教的真实信仰，与他身为清王朝的最高统治者这一特殊身份有很大关系。首先，身为一国之君的乾隆在政治上成功地实践并实现了其“兴黄教以安众蒙古”的策略，用魏源的话说，“边尘二百年不扬，乃宗喀巴之功也”，人们自然也更多地将目光投注到了乾隆如何在政治上怀柔远夷，利用藏传佛教巩固清王朝边疆的，从而忽略了作为一个个体生命存在的乾隆帝的精神世界，更多地从政治策略的角度来解释他对待藏传佛教的态度和实践。

其次，乾隆对外力图塑造一种“兴黄教以安众蒙古”的励精图治的明君形象，因前有元朝皇帝因蕃僧误国而被汉族知识分子大所诟病之鉴，这使得即便他真心向佛，也不愿为外人所知，这一点在他著名的《喇嘛说》一文中体现得最为彻底。由于乾隆帝不得不尽可能地将自己对藏传佛教的信仰掩饰起来，因此清代汉文史料中没有留下任何有关他修行密法的具体记载。然而至少有两点可以作为乾隆信仰藏传佛教的直接证据：

一是三世章嘉活佛若必多吉的藏文传记中较为详细地记载了乾隆以章嘉活佛为根本上师修行藏密的记载，我们从中看到了一个虔诚修法的藏传佛教信徒的乾隆形象；

二是乾隆裕陵地宫所刻的近百种藏文陀罗尼咒，法国学者王微指出，裕陵地宫所刻陀罗尼咒按顺时针排列正好符合一座灵塔自下而上各个部位所装的陀罗尼，也就是说，乾隆以藏传佛教灵塔装藏的陀罗尼装饰了自己的陵寝。

根据《究竟定》护经版外绫面所绣的“万”、“寿”二字可知其为皇帝御用之物。无独有偶，乾隆十八年（1753），在章嘉国师的建议下，乾隆下令对妙应寺及其白塔进行修缮，此次修缮在白塔顶部的塔刹内敬装了一批佛教宝物，其中有乾隆御书汉文《心经》、藏文《尊胜咒》各一册，据称这两幅御书册的封面和盒面均由浅黄色团龙“万寿”字纹锦装帧。笔者尚无缘亲见这两部珍贵的文物，曾在白塔寺文管所工作的杨曙光先生对此“万寿”字纹锦作了如下描述：“锦面质地很厚，呈黄色地，布满普蓝色几何骨架，形成龟背纹。龟背纹内一孔雀羽毛和不用色彩的纬线填织成龙、灵芝、花卉图案以及楷书‘万’、‘寿’字，形成颜色丰富、配色巧妙、花纹复杂、织工精细的作品，堪称织锦技术巅峰时期的代表作。”

可见，杨先生与罗先生所描述的应当为同一种织品，即乾隆两部御书册装帧所用的“万寿”字纹锦与罗先生所说的《究竟定》护经板外所裱绫面为同一材质（参见图十）。这一方面为我们推测清宫藏《究竟定》的重新写绘年代提供了一种可能，即《究竟定》可能重新写绘于乾隆朝前期，另一方面，乾隆御书《心经》、《尊胜咒》入藏白塔也证明了乾隆在藏传佛教信仰上的真实性。

作为一名虔诚的信徒，乾隆自然不会忽视《究竟定》这样一部珍贵的藏密修法宝典；作为清宫旧藏，《究竟定》在乾隆年间编订的《秘殿珠林》、《石渠宝笈》等书画目录中没有任何著录，这恰恰反证了它是乾隆皇帝秘不示人的私人用品。换句话说，《究竟定》一书曾经是乾隆帝修习藏密瑜伽的指导手册，它为我们探究乾隆帝的藏密信仰和汉地宫廷的藏传密教提供了一份珍贵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