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峨眉山佛教和普贤信仰简史

四川省峨眉山：普贤菩萨道场普贤信仰中心（图片来源：峨眉山佛教网）

四川省峨眉山是我国佛教圣地，普贤菩萨道场，与浙江普陀山、山西五台山、安徽九华山并称为中国佛教四大名山。

相传，峨眉山从汉代起即有道教流传，是道教的“洞天福地”之一，称“第七洞天”。

晋代，佛教传入峨眉山后，修建寺庙，弘扬佛法，较长时间处于佛道并存的局面，梵刹宫观交错其间，僧人、道士竞相发展。

明代，佛教鼎盛，道教逐渐衰落。

入清后，羽士绝踪，全山皆为佛寺，道教在峨眉山仅存遗迹。

道观在峨眉山演变为佛教寺院的故事流传甚广，仙迹遗踪亦不少。如晋代明果大师改乾明观为佛寺(今中峰寺)；明代御史卫阳子赫瀛建吕仙行祠，原系道教宫观，清代道士离去，由僧人住持，塑供弥勒佛像，成为佛教寺院，但纯阳殿之名至今未改；仙峰寺侧之九老洞中，现仍有财神殿，塑供赵公明像，而由仙峰寺僧看守殿堂；洪椿坪下犹保存了“洞天首步”木坊作为历史文物；伏虎寺内“文革”前有财神殿，寺外原有玉皇楼、无量殿，均住僧人；明万历时，明光道人募建会宗堂，供楚狂陆通、普贤、广成子牌位，取三教会宗之意，后康熙赐名报国寺，塑供佛像。这些都如实反映了道教在峨眉山的踪迹和佛道并存，既竞相发展而又和睦相处的史实。

一、四川峨眉山佛教史起于魏晋南北朝

佛教在什么时候传入峨眉山？

因史料奇缺，众说纷纭，据现有资料，说佛教于汉代传入峨眉山的，记述最早见于明末胡世安著《译峨籁》，该书卷之六“宗镜记”称：“周威烈王时，有宝掌和尚名千岁，始生时，手掌有印文，来礼普贤，设像供养。

汉永平中，癸亥(公元63年)六月一日，有蒲公采药于云窝，见一鹿，异之，追至绝项无踪，乃见威光焕赫，紫雾腾涌，联络交辉成光明网。骇然叹曰‘此瑞稀有，非天上耶！’径投西来千岁和尚告之。答曰‘此是普贤祥瑞，于末法中守护如来，相教现相于此，化利一切众生。汝可诣腾、法二师究之。甲子，奔洛阳，参褐二师,具告所见。师曰：‘善哉希有，汝等得见普贤，真善知识’”。蒋超《峨眉山志》卷二“诸经发明”一节中援引了上段文字。并在见一鹿后增加“足迹如莲花”五字，再加上“蒲归乃建普光殿，安愿王像”。又在寺观一章中说：“光相寺在大峨峰顶，相传汉明帝时建，名普光殿”。从而形成了完整的“蒲公开山”说，此后相互援引，以成众论。

民国二十三年，印光法师《重修峨眉山志流通序》云：“旧志(指蒋志)所载，殊多讹谬。如千岁宝掌，於卷二‘诸经发明’云：汉永平癸亥之前已住此山，蒲公见鹿迹如莲花，径投宝掌问之，掌令往洛阳问摩腾、法兰二师，蒲公于甲子往洛阳谒二师。不知甲子即明帝七年，始遣蔡愔、秦景、王遵等往西域寻佛法，至十年丁卯(67年)，二师随诸人始来洛阳，按传灯录本传云：(宝掌)东汉献帝建安二十四年来中国，魏晋间入蜀礼普贤。”

1955年，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喜饶嘉措大师访问缅甸时的讲话说：“佛教传入中国，在史书上记载是从公元前二年开始的，那年有一位佛教徒从西域来到当时中国的首都长安，口授佛经，但是这方面的史料不详细。此后中国和西域交通一度断绝，直到公元64年由政府派人到西域访求佛法，67年他们同两位法师回国，带来经书佛像，开始翻译了一部分佛经，相传就是现存的《四十二章经》，是《阿含经》的摘要译本。同时，在当时的首都洛阳，建立了佛教寺院。这是一般公认为中国佛教的开始”。赵朴初著《佛教常识答问》亦作如上回答，并明确指出，迦叶摩腾、竺法兰来洛阳后修建的白马寺是中国第一个佛教寺院。以上资料说明，公元63年宝掌和尚尚未来峨眉山，64年摩腾，竺法兰亦未来中国，蒲公见鹿迹问宝掌，并去洛阳谒摩、兰二师之事不确。

1985年中国佛教协会出版的《法苑丛谈》中说：“相传在古时，蒲翁入山采药，得见普贤祥瑞，其实是宋人的附会”。也对蒲公的传说持否定意见。

新《峨眉县志》(1991年版)宗教篇中，对峨眉山佛教流传历史称：“现有关于四川最早佛教史料的文字记载则是起于东晋，南朝·梁，慧皎《高僧传》载，晋代高僧慧远之弟慧持和尚欲观瞻峨眉，振锡岷岫，乃以晋隆安三年(399年)辞远入蜀，受到蜀地刺史毛璩的热情接待。不久上峨眉山，择地建庵(址在今万年寺)，塑供普贤之像，取名普贤寺。是为山上笫一座比较正规的庙宇”。

《峨眉伽蓝记》白水寺条称：“万年寺传为晋时普贤寺，唐慧通禅师更名白水寺，宋时更名白水普贤寺，明万历时更名圣寿万年寺”。蒋志、印志均称：“万年寺创自晋时”，印光《峨眉山志》卷五，历代高僧：“晋释慧持者，远公之弟，与兄共事道安法师，及安在襄阳，远公东下，持亦俱行，初憩荆州上明寺，后适庐山，皆随远共止。持欲观瞻峨眉，振锡山民岫，乃以晋隆安三年辞远入蜀。到蜀止龙渊精舍，四方慕德，所至成侣。有升持堂者，号登龙门。慧持留蜀12年，义熙八年卒于龙渊”。

又据南宋时释普济撰《五灯会元》(白话全译)“宋徽宗皇帝”条记载：北宋政和三年(1113年)，嘉州道旁一古树被风吹折，里边有一禅定和尚，徽宗命人抬入京城，让西天总持三藏法师用磐使其从禅定中脱出，自称“我乃是庐山东林寺慧远法师的弟弟，名叫慧持。由于游峨眉山，到树中入定”。

新《峨眉县志》说慧持入蜀后上峨眉山建普贤寺弘扬佛法是可信的，符合他“欲观瞻峨眉，振锡岷岫”的心愿。且慧持入蜀后，四方慕德，所至成侣，到峨眉山建一寺院亦非难事。

《四川省志·宗教志》称，佛教传入蜀地的明确记载为东晋哀帝兴宁三年(365年)。《中国佛教寺院大观》(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中国佛教协会、经贸世界杂志社编)称：“有史可稽的峨眉山佛教始于东晋隆安年间，净土宗创始人之一慧持大师前来传播，创建了全山第一座寺庙普贤寺(今万年寺)”，“万年寺始建于东晋，初名普贤寺，乃峨眉山第一座有史可稽的寺庙”。

当然，佛教自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传入中国，到东晋安帝隆安三年，已历四百年之久，特别是晋哀帝兴宁三年(365年)僧法和入蜀和稍后的昙翼来蜀，所以，慧持之前峨眉山已有人信仰佛教也是可能的，现无可靠史料记载，留待后人考证。

晋代，资州人明果大师剃发龙游山，回蜀后来峨眉山修住，被乾明观道士迎请住持，改观为寺，即今之中峰寺。

南北朝时，梁武帝萧衍(502一549年在位)崇信佛教。相传从印度来的宝掌和尚这时到了峨眉山，在洪椿坪后面山峰(后名宝掌峰)结茅住锡，为宝掌庵。稍后，有西域僧人阿罗婆多尊者来礼峨眉，观山水环合，颇同西域化城寺地形，遂在此建道场。因山高无瓦，且易冻裂，故用木皮盖殿，称“木皮殿”(后改名大乘寺)。这时，淡然大师亦来峨眉山，驻锡中峰寺，弘传佛法。

东晋、南北朝时期，一些高僧来峨眉山结茅修住，讲经布道，对佛教在峨眉山的发展起了奠基作用。

二、四川峨眉山佛教兴盛于唐宋

唐代，有的帝王支持佛教，许多镇蜀官吏也信佛，在朝廷和官府的影响下，四川民间崇信佛教较为普遍，促进了佛教在峨眉山的发展。这一时期，外地僧人西禅、白水、澄照、正性、灵龛和尚等相继来到峨眉山结茅、建寺，传教弘法，牛心寺、华严寺、光相寺、西坡寺、灵岩寺、华藏寺等，就是这段时间建成。僖宗时(874—888年)，慧通禅师入蜀，见峨眉山山峦起伏，地域宽广，是弘扬佛法的好场所，他四处募化，并得朝廷资助，重兴六寺。且以山相属火，多遭回禄，遂改华严寺为归云阁，改中峰寺为集云寺，改牛心寺为卧云寺，改普贤寺为白水寺，改华藏寺为黑水寺。以三云二水压抑火星。经过慧通禅师等高僧大德的苦心经营，为佛教名山之形成创造了条件。

宋代，太祖赵匡胤、太宗赵光义均支持佛教。乾德二年(964年)，继业三藏大师奉诏入天竺求舍利及贝多叶书(佛经)，至开宝九年始归，复命后，帝听其选择名山修习，大师来峨眉山重建牛心寺以终老。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太宗诏令白水寺住持茂真入朝，赐诗嘉誉，并赐黄金三千两，遣大夫张仁赞协理，铸造普贤坐象铜佛像，通高7．2米，净重62吨，供于白水寺内，改名白水普贤寺(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伏虎寺、牛心院(今广福寺)、雷洞祠、新殿(今接引殿)等，均建于宋代。太宗、真宗、仁宗三朝，对白水普贤寺敕赐颇多。中峰寺密印安民禅师、别峰禅师，灵岩寺慧远禅师等均为一代高僧，孝宗曾赐号慧远为“佛海禅师”。同时，峨眉山僧人开始在峨眉县境内乡村修建寺庙，如普兴场之普贤寺，龙池之中山寺，双福之拨云山庵(今磁佛寺)，城南之圣积寺等即是。

唐宋时期，佛教在峨眉山发展较快，寺庙增多，高僧辈出，影响很大。帝王亦时有敕赐。名人学士前来游览观光者众多，与名僧常有唱和，释氏艺文及唐宋诗词中皆有记载。唐李白《听蜀僧浚弹琴》(普贤寺僧广浚)，《峨眉山月歌送蜀僧晏入中京》，均是脍炙人口的名篇。北宋哲宗时，黄庭坚曾来中峰寺习静，作有《对青竹赋》，元祐六年十二月大寒书《七佛偈》，现刻木屏悬挂于报国寺之七佛殿。南宋诗人范成大于淳熙四年(1177年)游峨眉山，沿途多有吟咏，并著有《峨眉山行纪》流传，是目前能见到的最早的峨眉山游记。陆游与中峰寺别峰禅师相交甚厚。师入京后，孝宗优礼有加，淳熙十年，命为御制《圆觉经注》作序。别峰圆寂后，陆游为之作塔铭。

三、四川峨眉山佛教寺院法器普现于明清

明太祖朱元璋微时曾为皇觉寺僧，对佛教本有好感，曾敕封宝昙和尚为国师，洪武初遣师来峨眉山，重建铁瓦殿。留蜀10年，道化大行。圆寂后，太祖赐诗二首，以昭其德。成化二年(1466年)，普光殿毁于火，住持了鉴和尚募化，蜀王朱怀园捐资重修，经三年始成。

嘉靖甲午(1534年)慧宗别传禅师来峨眉，于峰顶饰新铁瓦殿，创建新殿，铸普贤铜像l尊、铜佛65尊于金顶。铸普贤三身铜像供奉白水寺毗卢殿。于白龙洞外按《法华经》，以字计株，广植楠柏，名“功德林”。并铸铜钟三口，分置白水寺、永延寺、圣积寺。圣积寺铜钟最大，计二万五千斤。神宗赐号“洪济禅师”。

隆庆二年(1568年)通天明彻大师来礼普贤，于千佛顶结茅驻锡。万历癸酉(1573年)在天门石下建一海会禅林，安住众僧，持戒十年，道望日隆，声闻朝廷。丁亥，赐紫衣袈裟及《龙藏》一部，并派太监给帑金庄严经阁，盖以铁瓦，赐额“护国草庵寺”。其弟子无穷大师，秉承师志，于万历十六年戊子(1588年)云游楚蜀，募铸高三丈六尺千手千眼观世音铜像一尊，迎回峨眉。辛卯赴京奏请慈宫，太后赐金敕建大佛寺，安奉大士铜像。并于万年寺侧建慈圣庵，供太后像及珍藏朝廷赏赐的经卷、袈裟、法器等物。

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慈圣太后赐金，遣中贵二人，在白水普贤寺修建砖殿，覆罩普贤愿王铜像，经年始成。神宗朱翊钧御题“圣寿万年寺”额，为太后祝禧之意。白水普贤寺由此更名圣寿万年寺。

万历三十年(1602年)，妙峰福登禅师募化，潞安沈王捐资数干金，铸造金顶铜殿(称金殿)，又奉慈旨，“赐尚方金钱，置葺焚修常住若干，命方僧端洁者主之。”四方檀越亦慷慨捐助，共襄胜举。兴工于万历壬寅(1602年)春，成于次年癸卯秋。王题额“永明华藏寺”。万历四十二年，神宗朱翊钧敕赐峨眉山永延寺藏经一部。

清代，顺治八年辛卯(1651年)，贯之和尚率弟子可闻等在伏虎寺旧址重建“虎溪精舍”。十八年辛丑，川省大僚捐资重建伏虎寺，历时20余年始成，殿宇十三重，宏敞辉煌，冠于全山。康熙帝爱新觉罗?玄烨御题“离垢园”三字悬于寺内，寓佛门圣地远离尘垢之意。可闻徒寂玩在寺周广植杉楠柏树，取名“布金林”，为峨眉山三大园林之一。康熙甲子(1684年)可闻增修藏经楼，命门人与峨去金陵化募藏经运回置放其中。

康熙初年，川陕总督哈占及文武官员捐资，命伏虎寺可闻禅师重建卧云庵。可闻法嗣照圆(号见无)总揽其事，与照瑞、照玉、照元同建古庵，时称“卧云四友”。

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钦派一等侍卫海青等到峨眉山降香。康熙帝赐给峨眉山大批经卷及匾额、楹联、诗文。赐降龙院“普贤愿王法宝”玉印一枚和“善觉寺”额，并赐住持元亨诗一首，以示褒奖。元亨即改降龙院为善觉寺，在院内建亭供奉玄烨像，报国主恩。

乾隆十年乙丑(1745年)，高宗爱新觉罗·弘历为千佛禅院(洪椿坪)御书“性海总涵功德水，福林长涌吉祥云”联语。

明代中晚期和清初，由于朝廷和地方官吏支持佛教，峨眉山修建寺庙很多，全山无峰不寺，从报国寺到峨眉县城，沿途也有山上各寺院修建的脚庙，如圆通寺、保宁寺、菩提庵、圆觉寺等等，这些虽是附属小庙，但亦另有庙名，各为一寺。明清之际为佛教在峨眉山的鼎盛时期。明末，胡世安三次来游，所撰《峨眉山道里记》中，其所经、所见寺庙达111座(不含当时已废和不属峨眉山范围的寺庙)。清代新建寺庙不多，但山上现存主要寺庙，很多都是清初重建。明万历间，明光道人创建会宗堂于伏虎寺侧，清初闻达禅师迁建今址，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赐名报国寺。康熙四年乙巳(1665年)，四川巡抚张德地捐俸重修万年寺、光相寺。三十八年(1699年)，行能禅师改建初喜亭为洗象池。明时楚山禅师开建千佛庵，清初峨云禅师重建，乾隆四十三年火焚，以后又逐次修复。仙峰寺原系小庵，明万历间扩建为大寺，名慈延寺，清乾隆时泰安、玉升增修，改名仙峰寺。 

四、四川佛教衰落始于清代中晚期 

清代中晚期以后，峨眉山佛教逐渐衰落，居士、游人锐减，有些寺院颓废无力修复，僧众亦不断减少。许多僧人应赴外缘佛事，为施主转咒、拜忏、放焰口、施食、送表等，从事应教活动。民国时期废寺兴学，许多地方占用寺庙办学校，峨眉山因民居甚少，对山上寺庙尚影响不大。但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蒋介石办“峨眉军官训练团”，也占用报国寺、伏虎寺、万行庄等寺庙，警卫森严，行人止步。二十八年（1939年），抗日战争时期，四川大学迁峨眉，占用了报国寺、伏虎寺、保宁寺、万行庄等寺庙为校舍达三年多时间。到解放前夕，全山只有80余座寺庙，有的破败零落，有的已无僧人居住。

清代以前，峨眉山无佛教团体组织，大小寺庙各为一家，无隶属关系。民国初，中华佛教总会和四川省佛教会相继成立，民国十七年(1928年)成立了四川省峨眉县佛教会(按规定县称分部，后改分会，实际上用的名义仍是峨眉县佛教会)，二十六年（1937年），以峨眉山为佛教名山，更名为峨眉山佛教会。会址设万年寺。先后有仙峰寺方丈元义、砖殿当家普超、毗卢殿方丈果航、报国寺方丈果玲等被公推任过会长。各寺庙人财物仍自主管理。各寺庙捐助，筹集庙产40石，以地租收入为佛教会活动经费。全山性事务由佛教会召集各庙住持协商办理。峨眉山行政组织，清代起先后设峨山甲、独立甲、独立保，相沿至民国。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改称峨山特编保。三十四年（1945年），四川省政府批准设“峨山管理局”，是政府管理峨眉山的领导机构。办公地址设报国寺，第一任局长彭伯喜，后由杨庄继任至1949年12月峨眉县解放。

五、四川峨眉山佛教迎来新中国的崭新发展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原佛教会停止了活动，峨山管理局由人民政府接管，1950年3月派新开寺僧广德任局长。1951年撤销管理局，改特编保为峨山特编村，直属峨眉县人民政府第三区(峨山区)公所领导，释演哲任村长，协助政府管理寺庙工作。

建国初，因群众忙于参加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和土地改革等民主革命运动，前来朝山敬香和游览参观的人数极少。加之，土改中各寺庙出租土地被征收，僧人生活较为困难，很多人离寺还俗，另谋职业。在政府的关心支持下，留寺人员除一部分人分得土地参加农业生产、保护寺庙文物外，特编村组织僧人建立了普济、峨山、翕成、改进四个纺织厂及篾业组、雪魔芋生产组和茶叶经营部，生产自给。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由人民政府救济。1952年至1954年，四川省人民政府拨款，成立峨山文物整修委员会，对全山寺庙、文物进行整修后，居士、游人不断增加，僧人回寺开展正常宗教活动。1953年，撤销特编村，召开全山佛教徒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峨眉山佛教徒爱国学习委员会。1956年正式成立峨眉山佛教协会，在县委、政府的领导下，统一管理全山各寺庙僧人的学习、生产、生活和教务活动。此后，收入逐年增多，自给有余，不断维修寺庙，添置殿堂陈设。

1966年春，佛协召开第三届佛教徒代表会，选举产生第三届理事会，不久，全国开展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破四旧”、“横扫牛鬼蛇神”，峨眉山首当其冲。“红卫兵”上山，集中僧尼学习，寺庙和个人财物被查抄。在“清理阶级队伍”中，许多僧人受到批判斗争，有的被戴上“现行反革命分子”、“地主分子”的政治帽子，备受摧残。有的作为“反动和尚”，被押送回原籍监督劳动改造。在十年浩劫中，寺庙佛像损毁严重，经书法器荡然无存。佛协被迫停止了活动，由“峨眉县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佛教徒生产组”负责组织全山僧尼学习，统一管理佛协和各寺庙原有积累资金及农副业生产收入，统筹安排佛教徒生活。

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进行拨乱反正，贯彻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逐步恢复了宗教活动场所(寺庙)；彻底清退了寺庙和僧人的全部查抄财物；收回了被遣送回家的胜旭、清融等7名僧人；平反了“文革”中的冤假错案，对普超、传华、常义等撤销原判，宣告无罪；对1958年整风反右运动中被错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寂慧、果航等16名僧人，也全部改正，恢复名誉；对“文革”中病故的峨眉县政协委员释传金，补开了追悼会，同时悼念了在“文革”期间圆寂的几十位僧尼。

1979年12月，召开佛教徒代表会，恢复峨眉山佛教协会，选举产生了第四届理事会。各寺庙殿堂由僧人管理，接待朝山敬香的信教群众，宗教收入交佛协作开展宗教活动经费，用以组织僧人外出参学，接待来山礼佛的宗教团体和宗教界人士。寺庙其余房屋作旅游公司接待站，僧众参加接待服务工作，与公司职工同工同酬。

1983年4月9日，国务院公布，峨眉山报国寺、万年寺、洪椿坪、洗象池、金顶华藏寺(待修复)被列入全国重点寺庙。从1985年起，全山寺庙由旅游公司陆续移交僧人管理。全山僧尼节俭自律，筹集资金修复、扩建寺庙，陈设殿堂，庄严佛像，全面开展正常宗教活动。1986年，四川省人民政府拨款重修金顶华藏寺，1989年竣工后交佛协管理使用，1990年9月，举行了盛大的落成典礼暨佛像开光法会。

1986年，佛协第五届理事会决定，全山寺庙以大庙为中心划为六个片区，实行两级管理，佛协管片区，片区管所属寺庙，寺庙由当家负责，实现了全山人、财、物由佛协统一管理，统筹规划各寺庙的建设、维修。十年来，全山寺庙焕然一新，各大庙按丛林格局完善配套建设。全山架设照明电缆和通讯线路，修水池、铺水管，解决了生活用水和消防用水，结束了许多寺庙长期以来点煤油灯、吃屋檐水、送鸡毛信的历史。

1982年起，峨眉山佛教协会恢复了如法如仪的收徒、收皈依制度，并接纳了一批过去离寺，自愿回庙过宗教生活的僧人。1987年，佛协五届二次会议，通过了《峨眉山佛教协会寺庙管理办法》，寺庙实行丛林化管理，恢复了方丈、监院、副寺、知客、维那等宗教职称，使宗教生活纳入正常规制。

峨眉山对僧人的培养教育，过去主要是以师带徒，言传身教。清初伏虎寺贯之和尚曾开学业禅堂，但无以为继。民国时期办佛学院，亦时断时续。为了绍隆佛种，培育僧才，1986年，乐山市佛教协会会长、峨眉山佛协名誉会长遍能法师牵头，在乐山乌尤寺举办僧伽培训班，自任班主任(又称校长)，峨眉山佛协副会长昌勖任副主任(副校长)。1988年，迁峨眉山报国寺续办第二期。1990年经乐山市教育委员会批准，僧伽培训班更名为峨眉山佛学院，学制三年，校址设中峰寺。1982年以来，佛协不断选送和支持年轻僧尼报考“中国佛学院”、“四川省佛学院”和“四川尼众佛学院”深造。与此同时，佛协并经常组织僧尼学习佛教知识及殿堂佛事活动，学习政府有关宗教政策、法规，培养爱国爱教的佛教人才。1993年，举办“瑜伽焰口传承培训班”，经过培训，有12名受传法僧人能上台担任金刚法师，为举办佛事活动增添了新生力量。各寺庙坚持早晚殿堂课诵、佛节日佛事活动，并应信教群众的请求，开展应缘佛事。一些规模大、时间长、人员多的大型法会，如“祈祷世界和平法会”、“金顶华藏寺佛像开光法会”和“乐山大佛节峨眉朝山会”等，则由佛协统一组织安排，如法如仪。举办大型法会，既宏扬佛法，提高峨眉山天下名山、佛教圣地的声誉，同时促进旅游经贸的发展。

民国以前，僧人是方外之人，一般不担任社会公职，不参加社会政治活动。建国后，僧人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享有公民应有的权利，参与国家政治生活。1950年，寂慧、常清被推选为出席川南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1952年，释定聪担任峨眉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会委员。1954年，寂慧、普超、传华、果纯被聘为四川省文史馆研究员。1953年，传华任峨眉县选举委员会委员。1954年，普超、寂慧被选为峨眉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此后，除“文革”期间召开的第七届人代会没有僧人参加外，每届人民代表都有峨眉山佛教徒。1979年八届人大开始设常务委员会，从九届起每届都有僧人被选为人大常务委员。1956年成立政协峨眉县委员会以来，每届委员、常务委员中均有峨眉山僧尼，普超被选任县政协第五届委员会副主席，六届至十届宽明连选连任峨眉县(1988年改为峨眉山市)政协副主席。僧人中还有四川省、乐山市人民代表、政协委员，民主青年委员、市妇联委员等。担任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僧人，除参加人大、政协会议，听取和讨论政府工作报告、财政预决算报告、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对国家政治、经济和人民生活的有关问题，提出建议，反映佛教徒的意见和要求，体现了主人翁的地位和责任。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生活水平逐渐提高，峨眉山旅游事业不断发展，全山僧尼本着建设人间佛教的思想，积极参加接待服务工作，体现农禅并重的优良传统。同时，接待海内外佛教团体、高僧大德日益增多，扩大佛教文化交流，进行国际友好交往。旅游日增，奉佛者众，峨眉山宗教收入不断增多，除僧人自养、庄严佛寺以外，对社会公益事业，如捐资助学、济困扶危等亦作了较大贡献。

关于峨眉山僧人的宗派流传，据1953年调查整理的《峨眉山寺庙由清朝起至现在所依宗派传承系统表》，全山寺庙均为禅宗，其中临济宗门人居多，曹洞宗弟子次之，沩仰宗仅观心坡一庵(现己人去寺废)，共有三宗十一房。清以前，各寺庙禅灯流衍的情况已无史料可考。如万年寺原为一个寺庙，清初分为毗卢殿、砖殿、新殿、四会亭(1935年改名极乐寺)各为一寺，按子孙丛林的师徒关系传承，应为同宗同派。但从《传承系统表》和《峨眉文史·佛教专辑》所列“峨眉山寺庙宗派体系”，新殿属临济岔派，毗卢殿属曹洞正宗，砖殿属曹洞岔派。一个寺庙分家后，竟成几个不同的宗派，何时、如何形成？无史料可证。建国后，由于生产、工作需要，全山僧人统一安排，因人员调动，一个寺庙兼有不同宗派的僧人，原有以寺庙划分的宗派关系基本解体。1995年在“宗教教职人员登记”中，按中国佛教三大语系的划分，峨眉山僧人统称“汉语系佛教”(汉传佛教)，以区别于藏语系佛教和巴利语系佛教，不再以门派划分了。现在，收徒时剃度师虽仍根据自己的宗派按僧谱给弟于命名，但僧人之间的宗派关系已无实际意义了。

峨眉山是普贤菩萨应化之地，为普贤菩萨道场。印光法师在《重修峨眉山志流通序》中指出：“菩萨证穷法界，故于十方法界，随类现身，应以何身得度者，即以何身而为说法。故十方法界，皆可作普贤道场。然欲众生投诚有地，故特于峨眉山示应化焉”。又在“菩萨圣迹?应化”一节中说：“菩萨应化岂凡人所能识。于此是觇，大士度生本无方所，攀《华严》以证峨眉之住者，未免拘墟；而别峨眉于普贤之外者，更同梦呓也”。

峨眉山最早修建的是普贤寺，此后，所建寺庙皆供奉普贤。历代高僧大德也来山朝拜普贤菩萨。明末清初胡世安著《译峨籁》卷六“宗镜记”载：“唐·赵州和尚礼峨眉于放光台，不登宝塔顶。僧问和尚云：何不到至极处，州云：三界之高，禅定可入；四方之旷，一念而至；唯有普贤，法界无边”。“黄檗老人礼峨眉至睹佛台，雾气澄霁，曰：云何不见。僧问：不见什么?檗云：不见普贤”。

十方信众来朝山礼佛亦皆崇敬普贤。对山上一些什物也有以普贤命名，如普贤菌，普贤线、普贤船、普贤菜等。

峨眉山为普贤菩萨道场，就是在这样的漫长岁月中自然形成。并使得普贤信仰代相传续，深入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