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体上讲，社会福利是由政府主动提供给人民的福祉；公益事业则常由民间发起的各种基金会、社团、财团，乃至各个宗教团体所从事。例如早在二千六百多年前，佛教教主释迦牟尼佛为了示教利喜，降诞于世，他所作的就是利益众生的公益事业；乃至千百年来，佛教徒一直本着利他的精神，不遗余力的为社会人群奉献，虽然历经朝代更迭，从农业时代发展到现今的工商业社会，但是佛教徒从事社会公益的精神不但没有改变，反而更趋于多样化，而且有增无减，诸如植树造林、垦荒辟田、凿井施水、维护泉源、利济行旅、筑桥铺路、兴建水利、设置浴场、兴建公厕、建立凉亭、经营碾磑、急难救助、设佛图户、施诊医疗等，真是不胜枚举。

公益事业的推动，所表现的其实就是人类互助合作的美德，也是人性善良面的发挥，更是大乘佛教菩萨道的实践。

历代佛教所做的公益事业

在经典中，弟子们曾请示佛陀：如何增长功德？如何得人天福报？佛陀为他们说

，从事公益事业，可以增长福田，获得生天之利。据《佛说诸德福田经》记载：

“佛告天帝：复有七法广施，名曰福田，行者得福，即生梵天。何谓为七？一者、兴立佛图、僧房、堂阁；二者、园果、浴池、树木清凉；三者、常施医药，疗救众病；四者、作坚牢船，济度人民；五者、安设桥梁，过度羸弱；六者、近道作井，渴乏得饮；七者、造作圊厕，施便利处；是为七事得梵天福。”

佛陀所说的增长功德福报之法，都是对社会大众有益的建设，这就是最早的公益事业理念，这些理念后来由僧侣们与佛教徒付诸于行动，一一躬行履践，行之于社会，便是历代佛教所做的公益事业。

植树造林：自古以来，寺院一直很注重植树造林的工作，例如：梁代健康南涧寺的四周，列植竹果，四面成荫。五台山中台大孚寺的寺南有花园，约二、三顷许，沃壤繁茂，百品千名，光彩晃曜，状同舒锦。衡山金轮寺，在唐末时，环寺杉松有数万株等。

植树除了有经济上的效益外，还可以绿化环境、清新空气、隔绝噪音、涵养水源，同时收到水土保持、防治自然灾害之功。例如淮泗间，原来的地势低洼，又多雨潦，岁有水害，唐代泗州开元寺明远大师与郡守苏遇等，在沙湖西隙地创避水僧坊、植松杉楠桧一万本，从此僧与民无水灾之患。

垦荒辟田：佛教在印度，原以托钵乞食为主，到了中国禅宗，“马祖创丛林，百丈立清规”，开始了寺院垦荒辟田，自耕自食的农禅生活。

寺院的垦田，通常以山田和海涂田为主，例如象山县蓬莱山寿圣禅院住持永净法师，曾经开垦山田三百亩；唐代佛日普光禅师住持广利禅寺时曾经购买海涂田一千多亩；东南第一禅寺的天童寺，也因大量开垦海涂田而岁入倍增。由于寺院的开荒垦田，不但让寺院自给自足，同时带动地方的建设与繁荣。

凿井施水：古代的饮水以井泉为主，寺院每于需水的地方修筑井泉，提供给民众汲饮。如吴越时，德韶国师在杭州吴山之麓凿一大井，井水泓深寒冽。淳佑七年发生旱灾，城中所有井水全都枯竭，唯有依赖此井维生。唐初京师弘福寺的慧斌法师，为报父母恩，发心在汶水之滨开凿义井；华严寺的澄观法师也在江宁的普惠寺中凿井供众，嘉惠民众。

利济行旅：佛教在衢道路旁搭建凉亭，让羁旅在外的行人有避雨休息的场所；在村野荒郊施设茶水，让风尘仆仆的乡客可以解除饥渴；在幽暗的曲径点挂灯火，为迷途的游子指引光明。中国幅员辽阔，交通不发达，往来于各处的商人，或应京赶考的考生，常常借宿于寺院中。因此自古以来，寺院即对行旅路人提供莫大的贡献。

筑桥铺路：古时交通不发达，人民往来不方便，尤其遇到河川湍急之处，往往由于水流阻挡而无法通行。僧侣在这方面的贡献很多，他们发起劝募，资建桥梁，并负责守护，为地方人士带来很大的便利，免除覆舟溺水的危险。例如南宋道询法师一生造桥二百多座、普足法师募造桥梁数十座、觉先法师修路二百多丈长等。另有道遇法师曾策划开凿洛阳龙门潭的八节滩，以利洛水的水上运输，不但利济行旅，而且有促进地方繁荣的功能。

兴建水利：佛教对地方公共设施的贡献，最具代表性的，除了筑桥修路，就数水利建设。福州常乐县绵亭洋，在宋祥符元年（西元一○○八年）由维溪法师经过九年的努力，截十二脉小溪，筑堤八一○丈，设置斗门四处，可以灌溉农田四十顷；同为长乐县的香严上下洋，则于宋天禧二年（西元一○一八年），由师振法师发起筑堤九百余丈，设置斗门三处，可以灌溉农田达二十余顷，真可谓施恩百姓，普利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