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涉及到一个问题，即后人是否拥有对佛法的解释权的问题，我们认为，回答应当是肯定的。当然解释者的态度应当是严肃的、慎重的，解释的内容应该是符合佛法核心精神，合乎逻辑的，其结果是有利于佛教弘法事业的。

还有一个相关的问题是，后人创新的学说、派别是否还是佛教呢？这里有一个判别佛教的标准问题。我们认为，释迦牟尼提出的缘起说和苦、集、灭、道“四谛”说是佛教的基本理论、主要信仰与核心价值，凡是佛教界人士的阐释符合这一核心思想、核心传统的，都是对佛教理论的继承和发展。那种以佛教一定时期的理论为唯一的绝对的标尺，否定后来的学说，排斥后人的发展，是不可取的，是影响佛教的开拓，妨碍佛教的发展的。至于断章取义，歪曲佛教核心信仰与价值，摘取佛教术语、名词、字句，宣扬另一类思想，借以达到另一种目的的，则自然是非佛教，乃至反佛教的了。

由上似乎也可初步确立佛教文化创新的基本尺度：一是符合佛教的核心信仰价值；二是能够结合时代特点，适应、满足人们的信仰需要；三是有助于推动佛教的向前发展。

佛教文化如何创新呢？我们认为重要的途径之一就是佛教本土化。在中国，所谓佛教本土化也就是佛教中国化。印度佛教在中国流传过程中，逐渐与中国实际相适应，相结合，容受中国社会环境的影响和改造，使佛教打上了中国社会的深刻烙印，具有鲜明的中国民族性、地域性和时代性的特征，具有中国文化的品格和特质，形成了有别于印度佛教的独特精神和风貌。也就是说，佛教在中国既继承又改造、发展了印度佛教，在发展印度佛教过程中创造出了中国佛教。佛教中国化的途径和内容，重要的是展现为佛教义理，佛教神灵信仰结构、佛教伦理道德、佛教文学艺术，以及佛教制度、教仪和生活五个方面的中国化。佛教中国化是整个佛教发展史上最重大的创新成果。

佛教文化创新的实质主要不在于某些佛教文化具体内容的变化，而在于佛教文化传统的转化。这里我们要着重强调的是，我们讲的佛教文化传统的转化，不是简单否定佛教传统，更不是彻底否定佛教传统，而是在佛教传统的内核、精神的基础上作出新诠释，新发挥，是在佛教传统内部依靠其积极方面去转化其消极方面。这种转化在内容上是富有创造性的，是一种创造性的转化。这种转化工作是为了佛教不断扬弃传统中的消极因素，强固传统中的积极因素，为传统增添新的积极成份，从而推动佛教文化传统符合时代需要的新发展。

五、传承与创新的良性互动

传承与创新不是绝对对立、互相排斥的关系，而是对立统一、相即互补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