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过多年的风风雨雨，如今我在社会教育建设上，除了各地的幼稚园不算，在岛外我们有西来大学以及多所的中华学校，在岛内则有六所佛教学院，还有普门中学。佛光大学的筹建工作进入紧锣密鼓的阶段，我又要开始为教育而费心费力了。我常常自己默念：为了作育英才，无论多么艰困，我都“心甘情愿”，面对挑战。

文教事业固然不是立竿见影的百年大计，弘法利生也需要辛勤的耕耘，才能厥奏其功。最初，我为构思说法的内容而殚精竭虑；我为了争取布教的自由而与警察频生冲突；我以现代的活泼方式讲经，而屡遭自许捍卫传统的佛教人士非议；甚至勒紧裤带，自贴车资来往各地弘法。

记得二十八岁那年，我到东部讲演，为节省运费，自己抱着一台录音机来回跑，结果得了严重的风湿腿疾。当医生宣布需要锯腿时，我并不害怕，也不怨悔。因为我始终认为，我今日为度化众生，为弘扬佛教所做的一切，都是“心甘情愿”的。何况行动不便，正可以安坐斗室，读书著作，一样可以弘扬佛法啊！后来，因为传教忙碌，也忘了病苦，腿疾竟然不药而愈，于是我更加勤于说法。

我曾经在宜兰、高雄两地之间，每周来回布教达十年之久；也常沿着荒郊小径步行数小时，到偏远的寺院开示佛法。后来，弘法的邀约不断，经年的赶场赴会不但使我居无定所，连吃睡读写都是在车厢机位上进行。而为了一句承诺，奔波百里，甚至洲际穿梭，也是常有的事。直到现在，我虽已从佛光山退位八年，仍然不得空闲，经常应邀参加他们的会议。只要有人邀我，只要是为了佛法的弘扬，我还是“心甘情愿”，勤于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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