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五年，我自佛光山退位后，承各方信徒爱护，未曾将我遗忘，这里邀我讲经，那里请我弘法，在盛情难却之下，日子未见清闲，反益形忙碌。马不停蹄的云游行脚，足迹遍布海内外，使我结缘更广。虽然舟车劳顿，总有一股“难遭难遇”的法喜，鼓舞着我精进不懈。“国际佛光会”这个世界性的佛教组织终于在一九九二年五月中旬诞生，各地会员也不断增加，佛教发展至此，可谓永劫刹那，“难遭难遇”。

别人给予我的慈悲关怀，即使是点滴恩惠，在我心目中，永远都是“难遭难遇”的善缘。例如，四十年前在宜兰弘法时，物资缺乏，一文不名，每天只能在一架破旧的缝纫机上撰写文稿。数个月后，信徒将附近监狱中即将丢弃的书桌拿来给我使用。供养虽非珍珠玛瑙，出自一片诚心，确是“难遭难遇”。

年轻时，经年累月，三餐不饱，一位老太太阿绸姑常常送来一碗面、两片面包，给我止饥。清夜自扪：我何功何德？彼此又是萍水相逢，承她厚爱，把我当作师父或是儿子看待，此种恩情，“难遭难遇”。王郑法莲老太太与我素无深交，但凭一股信佛虔心，拿了我所撰写的《无声息的歌唱》和《玉琳国师》，沿街兜售，竟然各卖了两千本。我所有初期弘法和发展教育事业的经费她都赞助，在人情纸薄的社会里，尤其感到“难遭难遇”。

我将高龄九十多岁的王老太太接来佛光精舍居住，颐养天年，也算聊表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