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佛教汉文大藏经和藏文大藏经是两部巨大的佛教文献总集。这两部总集基本上反映了印度佛教典籍的全貌。我们知道汉译声闻乘三藏俱全，和巴利语三藏比较起来只论藏有所不同，而律部还多出三个部派的律藏和北传的大量论典，所以是很完全的。大乘经典的数量，在印度没有确切可靠的记载。我们从龙树的《大智度论》中得知印度当时十万颂一部的大经有六部，可以估计为七十万颂。公元581年阇那崛多至华，传说西域的遮拘迦国(今新疆西南部)的山窟中藏有十二部大经各“减十万偈”(即不足十万偈)，可以估计为一百万颂，中国现存的汉译大藏经约有大乘经典2000卷，玄奘译660余卷合二十余万颂，其余1330余卷中陀罗尼藏500余卷多为小经，仍依玄奘译文标准计算约合十六万颂。其余大乘经700余卷，按每卷八百颂计算，约合五十六万颂。三者总约九十四万颂，与上文估计相合，可见汉译大乘经和印度流传的大乘经大体相同。藏译大乘经基本与汉译相同，只在秘密藏中增译了相当数量的晚期流传的怛特罗经典，也包括了印度怛特罗佛教的全部。至于大小二乘的论典综合汉藏两译看来，也包括了印度传世著作的全部，在汉译中有印度失传很早的《大智度论》和《大毗婆沙论》各十万颂的巨著。总的估计，汉译除大乘经百万颂外，另加小乘经律二藏约五十万颂，大小二乘的论藏约五六十万颂，共二百余万颂。藏译经论约二百五十到三百余万颂。比汉译稍多，但不是通常说的多几倍。汉藏二译互补接近四百万颂。

(二)近代因为巴利语的三藏完全保存，梵语的佛典也陆续发现一部分，学者们利用汉译和藏译进行对比研究，这是完全必要的，中国的译经其规模的盛大隆重和工作的严肃认真较之印度的结集可说是承规继步、后先辉映。如鸠摩罗什译场就集中义学沙门达三千人。其后六七百年中由国家主持的译场都集中全国最著名的高僧和最优秀的文学家襄助译事。因此，译出的经典文字本身就是第一流的文学作品，受到朝野人士的欢迎和喜爱，所以能立即风行传诵，产生极其广泛的影响，促进民族文化的普及和发展。藏文的译经基本上采用直译法，其精确度使近世学者十分惊叹倾服。汉译佛经则以直译为主，兼采意译之长，应该说是最理想的翻译。我们知道，古汉语是世界上使用时间最长(3000年)和使用人数最多的活语言，其结果自然使每一汉字的内含十分丰富，所以是表达佛教精微奥妙思想的最适宜的载体。近代中外有些学者对汉译佛经的意译色彩和依汉译发展的宗派学说表示异议，这是不符合实际的。佛陀允许和鼓励信徒依个人的理解来解释佛语，只要不违背“三法印”或“一实相印”和不背离“四依”的要求就行了。

总的说来，汉藏两译的大藏经是在一千余年中集合中、印和中亚地区各民族的最优秀的大师、学者和文学家以高度的宗教热忱，极高的文艺才华，最艰巨的超人努力所塑造成的人类文化丰碑，其历史价值和意义同梵、巴佛典一样都是人类不朽的精神财富。

(三)我国佛教界为发扬佛陀利生济世的精神，主张提倡以人为中心的“人间佛教”思想。事实上，人间佛教这一思想并非后人所创立，在《增一阿含》中佛告天帝释，“我身生于人间，长于人间，于人间得佛。”中观宗之祖龙树在《大智度论》提出，“一切资生事业悉是佛道。”瑜伽宗的祖师弥勒和无著在《瑜伽论》和《大庄严经论》中提出菩萨若不学习“五明”就不能证得一切智智。尤其是《大庄严经论》中提出化身佛教化众生的四种示现以工巧为首。大乘的这些积极入世的光辉思想传译到中国后，为历代的佛教大师所继承和发扬，力求使佛教思想和民族优秀传统进行有机的结合，使佛教的思想精神能体现在人们的日常身心活动和社会实践中。隋唐时期在中国建立的几大宗派几乎都体现了这种精神和倾向，其中尤以禅宗最为出色，他们高标“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的法印，使佛法与人生打成一片。中国佛教这种积极入世的态度，增强了自身在社会中的地位。由此可见，人间佛教是原始佛教本来具有的思想，不过在中国大乘佛教中得到充分的发展和体现罢了。这个思想运动已经历了一千多年的历程，它在佛灭后的第三个五百年中(隋唐时期)以汹涌澎湃的气势席卷了整个东亚地区，在各个不同语言的民族和国家中都结出令人称羡的丰盛果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