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然，造成这一代人文化残缺、知识片面，有着历史时代的种种原因，但个人以为，这些都不能成为个体不努力的借口。我听不少法师介绍说，济群法师在家好像不过是小学毕业，进入佛门后，也没有到这大学那大学的进修考博，完全是依靠坚韧不拔的毅力，苦苦自修积累，如今成就斐然，连历来对佛教法师刁钻严苛的台湾学者江灿腾老师都对他赞不绝口！还有太姥山的界诠法师，就讲戒律，也没有钱，而他的平兴寺一住就是几百人，根本不怕人跑！我想这样的法师多了，才能真正成就中国佛教的脊梁。

三、因为时代的政治有底线。

任何一种正信的宗教都是讲爱与奉献的。但是，“当基督教变成了罗马官方思想且在中世纪与政治权力结合之后，基督教的仁爱和同情心逐渐为野蛮和蒙昧所取代，于是有了中世纪后期基督教对异端的迫害和科学家的摧残。”（北大徐爱国语）以至于留下了宗教与科学是不可调和矛盾的阴影，至今阴魂不散。而佛教呢？个别宗派在个别地区政教合一之后，美丽的“香格里拉”，也只成为少数人的天堂，绝大多数人的人间地狱，使整个社会的发展凝滞落后，直到新中国成立，竟然还是奴隶社会时期。这样的环境，连基本的人权都不会存在，哪里还会有科学的进步发展！历史是惨痛的，教训是深刻的，宗教与政治，这对过去历史上一直纠缠不清的欢喜冤家，在现代文明的演进中，确实要让他们永远分离下去了。然而，当我们经历过并认识到，仁慈的宗教在成为政治的亲密爱人之后，就变得蛮横粗暴，不可理喻，从而给人类带来深重的灾难时，我们有理由追问：谁还会成为政治的下一个女友？或者说，哪一个还会迫不及待地趁势向政治投怀送抱，想做他的女友？若是如此的话，我们更需要警惕：在民主政治尚未根本完善的现实进程中，他是否同样会因为权力的骄纵、暴力的支持而飞扬跋扈、目空一切？此一问题值得思索。

还是在《科学与宗教简论》中，李申老师指出：“对宗教和科学关系的特别关注，开始于中世纪基督教会对新派科学家的迫害。在那时及其以前，宗教是社会的统治意识，一切其它社会现象都要以宗教为参照来决定自身的价值；现在情况不同了，科学的社会地位升到了宗教之上，宗教的存在也要以它对科学的态度来决定自身的价值。”我不知道李申老师的这个结论是如何得出的，但放眼当前，却不能不承认，科学凌驾在一切学科之上，好像还真的有些嫌疑，尤其是，在我国重新迎来科学的春天，确立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国策之后。我们承认，科学技术所迸发的创造力远超于宗教，其创新发展的速度与力度用“日新月异”和“惊天动地”来形容，也丝毫不觉得夸张。科学的确是极大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也渗透进我们的生活，使我们在生活变得越来越方便快捷的同时，越来越依赖它，离不开它。然而，纵是如此，这也绝不意味着，当科学（家）可以任性地对其它学科文化发表否定性的讲话时，它就代表着“政治正确”，它就不容置疑，比如说，以科学的名义取消中医，以科学的名义唱衰宗教等等。这种并不多么严谨的讲话，表面看来，只是科学家的事，但不能不防，有否与恃政治之宠而骄且纵紧密相关。当然幸运的是，我们的政治显然是清醒而智慧的，就像特别借神七飞天的壮举，谈一谈中药的巨大作用——此一细节果真是巧妙至极，值得活泼的科学家们严肃对待并科学起来。

所以，再回顾一下上文所述。对于科学，我们佛教尽管可以在战略理论上宽容它，平视它，但在战术实践上，很显然，我们是不能不重视它。学好科学，提高文化，增进修养，这是时代政治的大势所趋，更是佛教飞跃发展的当务之急。我想，这也就是胡总书记曾多次提出的，要打造一支“政治上靠得住、学识上有造诣、品德上能服众”的宗教教职人员队伍的重要任务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