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当代汉文大藏经整理传译方面做出的有益探索

1、新时代汉文大藏经的编撰

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委派时任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任继愈主持，调集了一批专家学者编纂《中华大藏经》。从1982年8月整理出版工程正式启动，经过13年的苦干，160多人的努力，这部共收录典籍1939种，约一亿多字的大藏经，1994年底编纂完成，1997年由中华书局出齐全部106册。这是新中国建国以来，佛教大藏经整理与研究的一项重大成就。《中华藏》凭现代印刷科技之便利，积13年孜孜校勘之苦功，使得它在写本、刻本、近现代印刷本、数码本这一汉文大藏经的发展序列中，位于近现代印刷本的最高端，从而在汉文大藏经发展史上，产生出一个新的品类，树立起自己独特的地位。

新时期大藏经的整理已不单单只是整理重印，当前，校点工作已成为关注的重点。2007年，我国第一部标点本大藏经––《新编大藏经》编纂出版工作正式拉开帷幕。作为目前国家最大的出版工程之一，据大藏经编委会估计，完成后的《新编大藏经》字数约3亿，拟分300册出版，预计五年内完成。来自全国各地的学者、高僧一百余人组成了编委会，力求通过全面的收集、比勘、标点、整理，统一版式，科学分类排列，并加以标点句读，使之成为有史以来收编藏经种类最完备、版本权威、使用最便利的现代读本。

2、大藏经电子数码化

上世纪90年代之后，佛典电子化又成为世界性的潮流。1993年韩国海印寺主持了一项宏大的工程：《高丽藏》数字化全文本。这一项目于2000年5月完成，现已有光盘传世。之后，我国台湾的佛教学者组成了“中华电子佛典协会（CBETA）”，启动了电子版《大正藏》工程。目前，电子版《大正藏》光盘已在海内外广泛流传。我们正处在近现代印刷本时期与数码化时期交替的过程中。电子化不仅能大大缩小大藏经贮存的空间，还将改变佛教大藏经的流通方式，从而加快了大藏经的普及与应用；研究者也可在计算机上阅读经藏，并通过检索手段迅速地获取相关数据。当然，无论计算机技术如何发展，宗教信仰者实际证悟的修行生活体验依然需要通过平静地阅读经藏获得更多的提升，依靠指端敲击键盘显而易见不能完全替代，因为微妙的心灵感受必须靠一页一页读诵经典才有可能得到。

三、汉文大藏经整理传译的时节因缘

佛经原出于古代，是用文言文译写的，佛教术语名目独特，寓意深奥，这又给阅读者带来很大的困难。⑹ 因此，佛教在传播过程中，佛经翻译成为佛教传播的重要因素。从文化传播与交流的角度看，佛经翻译不仅是一种简单的符号转换过程，而是将一种语言承载的文化信息用另一种语言转换过来，从而推动文化的传播、促进文化间的交流与融合。综观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历史，可以清晰地看到佛教在中国汉地实施的文献传播方式是按照佛经汉译→汉文经录编撰→汉文大藏经刻印这一历史进程进行传播的，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三者之间彼此关联，发挥着其特定的传播功能，从而促进了佛教在中国汉地的成功传播。在佛经汉译过程中，佛教文献的传播主体创制了一套有效的精神文本，这种有效文本在符号表达、思维方式、当下利益上与受传者保持亲近，从而保证了传教的成功。佛教在向中国汉地实施传播的过程中，面对中国本土文化和语言差异的阻碍，为扩大自身在时间空间上的影响，妥善处理传播中的各种社会关系，佛教选择了依靠神异道术、依附中国本土文化、依附封建王权、重视与士大夫交往结纳和以通俗简易之道教化民众的传播策略。这些传播策略是成功的，效果是显著的，达到了其传播佛教的目的。⑺这也直接影响着佛经翻译的组织形式、翻译的标准、策略、方法与技巧，从而使佛经翻译在不同时期彰显出不同的特点。

1、中国历史的发展为汉文大藏经的传译提供了拓展的空间。

翻译作为某个译者的个体活动，其动机和影响具有偶然性和不确定性。但当某类翻译活动成为具有一定的规模性和持续性的集体活动时，则必定有其深层的社会文化原因，同时也必定会对所在地区的社会、文化造成相当深度和广度的影响，佛经翻译亦是如此。佛经翻译的产生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西汉末年与东汉初期政治腐败，各种自然灾害接踵而至，人们渴望有一种精神力量来慰藉和解脱自己，从而为佛教的传入与佛经翻译提供了社会条件。东汉时期思想及文化的变化为佛经翻译提供了客观条件。“先秦诸子学说纷纷再兴……中国的思想文化进入了一个多元、理论系统日渐续密的百家争鸣的全新时代。”（方立天，2004）这种思想文化状况既为佛经的翻译与佛教的传播留下了空间，也为佛教的发展创造了一种适宜的文化氛围。

2、佛教的圆融思想为汉文大藏经的传译提供了必要的保证。

佛经翻译之所以形成中国第一次翻译高潮，不仅由于当时的客观历史条件影响，佛教的“圆融”思想也起着关键作用。“圆融”思想赋予了佛教特有的开放和包容的性质，因此佛教传入中土之初，在保持自己特性的前提下，即能与中国传统的各家学说互相交流，对儒、道之学采取顺应、融会的态度，效仿其淑世化民的正面社会作用。佛教五戒融会儒家之五常，借道家之用语翻译佛典，“增加及融合了同期中国思想的主流。”（许里和，1998）从而使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浑然一体，为自己不失时机地进入中国文化圈提供了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也为自己的译文找到了接受者。

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和合”的精神本身与佛教的思想极具相似性和相通性。因此在佛教传入中国的过程中与本土文化相融互摄、相得益彰，促进和完善了中华文明。由于佛经翻译采取了让中国人容易理解、便于接受的形式，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佛教与中国文化相互融合的历史进程，从而使佛教最终成为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儒、释、道”三家和谐并立的局面。因而，在佛经翻译和佛教发展的过程中，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始终处于相互借鉴、相互补益的良性循环关系中。

3、本土信仰需求为汉文大藏经的传译提出了明确的取向。

佛教在中国初传时有一个依附中国传统文化的阶段，这一策略必然深刻影响到以传播佛教为目的的佛经翻译。为了有利于佛教传播，佛经翻译必须考虑到中国读者和广大信众的实际需求层面的理解水平和接受能力，于是调适便成为佛经翻译的主要策略。与佛经翻译初期的归化策略相适应，在佛经翻译的发生期，译音多采用格义、比附等翻译方法，借用儒家、道家的术语来表达译文，从而使更多的中国人理解、接受佛教思想。

成功的翻译就是一次成功的文化传播，佛经翻译一开始并非是一种单纯的文本转换活动，而是着眼于传播。它是“一种目的性行为，但是这种‘目的’并不完全取决于译者个人，因为译者并不享有完全的自由，他们也要受到主体文化目的的制约。”（张春柏，2005）它的组织形式、方法、技巧、原则和标准等，都在随着中国本土文化和各种文本外因素的发展变化而变化。

从唐朝开始，著名的翻译大师玄奘所运用的翻译技巧有补充法、省略法、分合法等，几乎囊括了现当代常用的各种翻译技巧，从而使译文达到了内容与形式的高度统一。与中国传统文化水乳交融的高水平佛经翻译，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在不知不觉中便接纳了佛教及其教化思想。从译者队伍来看，佛经翻译始终向着更加成熟、完善合理的体系发展。在佛经翻译的初期，其组织形式为私译，译者多为外来僧人，翻译活动也以他们为主。从佛经翻译发展期到隋唐的成熟期，越来越多的佛教徒西行求法，精通梵汉双语的人也越来越多，佛经翻译的组织形式转为官译，译场内部分工很细，这种翻译组织形式至今仍影响着当代的翻译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