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是第一个进入中国内地的域外宗教文化，它与汉语固有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最终成为中华文化的有机部分，归属于中国的文化传统，有力地见证了，我们的民族文化是开放的，欢迎与外来文化交流，乐于学习异质文明，从它们中吸取有用成分，丰富自己的躯体，这也是我们民族能够生生不息，既源远流长又永葆青春的不可缺少的因素；同时说明，我们的民族文化对于外来文化和异质文明具有鲜明的主体性选择，强加给的东西绝对不受欢迎，不适合我们民族生存和发展的东西必然遭到淘汰，而有伤人性和民族尊严的东西肯定会受到声讨。对待外来文化和异质文明的这种既接受又筛选，既吸取又淘汰的主体性意识，也已经成为一种传统，一直影响到当代中国人的思维。
汉语佛教具有独特的形态，对内成了联结我们诸多民族的重要纽带，为民族团结与融合起了积极作用；对外则与儒学一起走向了周边国家，构造了所谓汉语文化圈。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等国，是信奉汉语佛教最主要的国度，也为汉语佛教的创新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日本近代编纂出版的汉语大藏经，包括《大正藏》和《卍续藏》等在内，是我们这次编纂《续编》的重要参照版本；而朝鲜古代刻印的《高丽藏》，则是我们《正编》参照的珍贵版本；越南佛教的汉文禅宗文献，也有重要价值。印度是佛教的发祥地，斯里兰卡是南传上座部的基地，中国僧人西行取经，主要是这两个国家，而域外佛教的传入，也主要以这两个国家为基地，同时携带了中国与印度、斯里兰卡海陆两条交通在线的诸多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与宗教进入中国，包括希腊的哲学、波斯和南洋群岛的宗教。这一切，在《中华大藏经》所收的大量译籍中，都有程度不同的反映，汉文《正编》中保存的最多，《续编》将继续收集编入。
域外佛教之传入中国，以及中国佛教传至周边国家，有一个最值得称道的特点是，这种传播既非通过政治扩张，也非通过经济收买，更非通过军事强制，而是相关国家和民族之间人民和平而自由地友好交往的结果。《中华大藏经》的编綦出版，就是这种自由和平友好交往一种展现和见证，我们希望它能够在当代也发挥不同国度、不同文化间友好交往的桥梁作用。
汉文《中华大藏经》所收佛教典籍，称得上丰富非常。其中属原始佛教的，有早于《阿含》或前《阿含》的大量单行经；有反映不同部派的四《阿含》和其它早期典籍；更有比较完整的五部《律》，以及以有部为中心的大量论著；当然，汉传佛教以菩萨乘为旨归，所以保存的大乘经论尤为丰富。域外大乘多分中观和瑜伽行两大派别，它们的有关论著，由汉文佛教流传下的最早也最多，此外还有超越这两大派别之外许多重要的大乘典籍，也为汉传佛教所收，在形成有中国特色的佛教中起着特殊的作用。在大乘中，显教占绝对多数，密教的资料则更原始，也更广泛。由此铸造的中国佛教，思想杂陈，学派林立，直到各种宗派先后成立，有八派或十派之多，像天台、法相、净土、华严、禅宗等连绵至今，影响着汉唐以来的整个中华文化，以至到了近现代维新变法和民主革命，还被当作精神支柱和思想武器。
汉语《大藏经》所承载的资源，还远远超出佛教自身，它涉及的范围有宗教、哲学、伦理、历史、交通、民族、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天文、历算、医药、卫生、建筑、工艺以及国际关系等各个方面，是我们先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过程中的一种历史记录，其中的经验和教训，也可以作为我们今天如何选择更美好生活的一面镜子。
四
所谓“盛世修典”，汉藏两种文字《中华大藏经》的编纂出版，正反映着我们国家已经开始走上“盛世”，所以也具有象征意义：
首先它象征着我们民族的重新兴起。从文化遗产血一般的流失，到今天四面八方的大汇集，可以说是国家由贫弱到富强的一个投影。
其次，它象征着我国传统文化的地位正在不断增强，宗教信仰自由得到充分保障，而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空前飙升。
第三，“中华文化伟大复兴必然伴随着中华文化繁荣兴盛”，新时代在召唤新文化。《中华大藏经》的编纂出版，不仅仅是对文化遗产的收集和保护，也不限于满足对传统宗教信仰的需要，更是为了推进对佛教的整体研究和深刻发掘，以裨益于我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建设和佛教界的与时俱进，有助于与其它多种文化形态的友好对话与交流——包括国际的和国内的。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号召“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佛教文化理所当然地要承担起属于自己的责任。为此，我们期望，人不分教内教外，无论是中外男女，凡关心中国佛教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关心传统文化与当代创新，都来参与《中华大藏经》的编纂工作。这个工作已经得到许多志愿者的支持，仅参加点校和审读的已有数百人，为这个工作出谋划策，帮助收集或提供有关典籍原本的也为数不少。我们特别期望佛教界的参与和支持，非常乐于倾听教内法师大德们的指教。河北柏林禅寺为了资助这一事业的成功，向中华大藏经编委会施赠了两种《大藏经》，这里特别表示感谢。
作者简介：
杜继文，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世界宗教研究所原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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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杜继文
编辑：
李雅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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