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包含着诸多悖论”　

很多国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危机感是从韩国端午祭申遗成功那一刻被唤起的，社会开始反思我们对于传统文化和非物质遗产的态度。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共享性，它不局限于一个民族的范畴，中国的文化被别人认同并不是坏事。然而，另一方面，这一事件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非物质文化遗产亟待保护。　

问题是，用什么方法去保护。中国民俗学会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刘魁立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包含着诸多悖论。保护的概念首先就是一个悖论。保护的原本意思就是维持原状态，让它停留在某一时空。这里悖论出现了，运动是永恒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必定会往前走，必定会有新形态出现。”　

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康保成教授认为：“绝对的原汁原味既无必要也无可能。我们现在看到的昆曲，早已不是明代的昆曲。春节过了多少年多少代，但几乎每代每年都在发生变化。任何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活态的，这就意味着它必然要发生变化。”　

“我们面对的是当下的文物状态，不必刻意地恢复它的原始状态。事实上，哪种状态算是它的原始状态，这一点也是模糊的。”刘魁立接受采访时感言，假冒历史是可怕的。　

事实证明，企图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凝固在某一个时间状态的想法是不现实的。曾有一位热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人士，自己出资，招募了一批擅长少数民族舞蹈的年轻人。为了保持舞蹈的原始状态，避免当代文化的影响，他把电视藏起来，不让这些年轻人看，结果，夜里12点，这些年轻人还是偷偷把电视搬了出来。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另一个悖论是保护文化多样性的目标与人类个体的利益的冲突。刘魁立举例说：“比如窑洞是民俗，但为了保护这种民俗，让当地老百姓再住进窑洞行吗？他们有权利享受现代文明带给他们的舒适与便利。”　

智化寺京音乐的保护就遇到了这样的尴尬。1991年的北京市第一届文物节上，来自河北固安的6个少年让京音乐传人张本兴眼前一亮：他们演奏的音乐和宫廷音乐相近。他们来自素有中国音乐之乡之称的河北固安县，从小学习吹奏古乐。1991年底，屈永增等6个少年正式到智化寺学习京音乐的演奏。“当时给他们每月的工资只有几十元，原先解决北京户口的承诺最终也没能兑现。”文博交流馆馆长王丹至今还感到歉疚。“那几十块钱哪敢花啊，只够每个月的饭钱。”屈永增这样告诉记者。由于生存条件的窘迫，这6个学徒1996年陆续离开了智化寺。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也要“与时俱进”　

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智化寺京音乐一样，商业价值不大，对于它们的保护只能靠有限的行政拨款，许多传承人是在牺牲个体利益的情况下保护着濒危的遗产。不少专家认为，这样的保护方法缺少人文关怀，失去了对于人的关心。

另一些地区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态度走向了另一个极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商品化倾向正愈演愈烈。这些遗产的传承人不必再固守清贫，然而遗产又怎么样了呢？　

“开发一个毁一个。”刘魁立近乎绝对的口气中流露着遗憾，有一些旅游景点一年四季、日复一日地为顾客表演婚礼仪式、送荷包、喝交杯酒，把正剧性质的东西都变成喜剧、闹剧。久而久之文化就丧失了其原有的意义，就失去了其作为生活方式的意义。　

“当我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还没有做到家的时候，就将其推向市场进行开发利用，实际上是等于把原生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撕成碎片，各取所需。”辽宁大学教授、国际民俗学家协会最高资格会员乌丙安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商品化也持否定看法。　

可是谁又有权力制止遗产的传承者利用自己掌握的资源追求经济利益呢？“现在，70％的农业人口，其中包括相当一部分离土离乡的人，他们同样需要提高生活水平。难道能够要求他们为了保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保护某种文化遗产的表现形式而牺牲自己、固守贫穷吗？”刘魁立从反面提出了这个问题，这又是一个悖论。　

原生态保护与商业开发都不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效措施。怎么办？康保成教授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首先，充分利用文献和田野材料，进行遗产的历史与现状的研究，并利用现代化的影视技术，尽可能客观地录制和保存21世纪初的遗产状况。其次，鼓励一部分遗产持有者，在相对封闭的条件下，保存技艺，传授技艺，使某种遗产成为博物馆艺术（藏品），并具有传播和传承的功能。再次，允许甚至鼓励改革和创新，用一个恰当的名词来说，就是‘与时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