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传小乘佛教很早就传入并一直流行在我国云南地区。各时代的寺院及佛塔等建筑均受当代或前一代中原地区建筑影响而略有变化。如，昆明的几处大寺，平面布避与同时代的中原地区类同。建于盛唐开元年间的大理崇圣寺千寻塔，采取唐代习见平面正方形，塔身则为密檐式。形制与西安荐福寺塔极为相似。可是，边境地区村寨的“缅寺”，从内到外，自有其与缅甸、泰国佛教建筑近似的特点。具见于徐伯安先生《我国南传佛教建筑概说》一文中。要补充的是，它们吸收的汉化建筑技巧与艺术也不少。像边境乡镇地区的塔，虽受缅甸、泰国建筑形式影响，如景洪曼菲龙塔，是九个圆形平面的塔组成的群塔，八座小塔围绕中心塔，但其主塔身由三层逐渐缩小减低的须弥座叠成，有仰莲基座，既吸收了若干汉族建筑作法，更有浓厚的南方傣族建筑风格。

汉化、藏化、南传佛教的现存佛寺，多数为明清两代重建或新建，尚存数千座，遍及全国。其中一部分已改作其它用途，或归文物部门保管。汉化寺院显示出两种风格：一、位于都市内的，特别是敕建的大寺院，多为典型的官式建筑，布局规范单一，总体规整对称。大体是：山门殿、天王殿，二者中间的院落安排钟、鼓二楼；天王殿后为大雄宝殿，东配殿常为伽蓝殿，西配殿常为祖师殿。有此二重院落及山门、天王殿、大殿三殿者，方可称寺。此外，法堂、藏经殿及生活区之方丈、斋堂、云水堂等在后部配置，或设在两侧小院中。如北京广济寺、山西太原崇善寺等即是。二、山村佛刹多因地制宜，布局在求规整中有变化。分布于四大名山和天台、庐山等山区的佛寺大多属于此类。五代以下，五百罗汉崇拜勃兴。大寺中多供罗汉。明清大寺多在寺侧一院另辟罗汉堂，平面多呈“田”字形，现在全国尚存十多处，尚有新建重者。

为了便于七众受戒，经过特许的某些大寺院常设有永久性的戒坛殿。现存戒坛殿均为近现代重建。此殿常为方形，设有三层带石栏的戒坛。寺院中特设一院以处之，入门处单设一小型山门殿，中供律藏诵出者优婆离尊者，特称优婆离殿。如北京戒台寺、江苏句容降昌寺内的戒坛殿即是。

明、清佛塔多种多样，形式众多。由于塔的体型高耸，形象突出，在建筑群的总体轮廓上起很大作用，丰富了城市的立体构图，装点了风景名胜。佛塔的意义实际上早已超出了宗教的规定，成了人们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审美对象。因而，不但道教、伊斯兰教等也建造了一些带有自己风格意蕴的塔，民间也造了一些风水塔(文风塔)、灯塔。在造型、风格、意匠、技艺等方面，它们都受到了佛塔的影响。

明、清时代，在藏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分布地区和华北一带，新建和重建了很多喇嘛寺。它们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汉族建筑风格的影响，有的已相当汉化，但总是保留着某些基本特点，使人一望而知。例如，藏传佛教特别注重修法仪轨。修行、受戒、驱妖时要在地面布置曼荼罗(坛城)，它是个十字轴线对称、方圆相间、呈“井”字形分隔的空间。在各空间中布置佛、菩萨、天王等单位。它代表着密宗系统佛经中描述的世界构成形式。汉化佛寺中仅用于壁画、天花平顶等处。喇嘛教则应用到建筑构图之中，有的成为构成寺院总体布局的模式，如西藏桑鸢寺，承德普宁寺(后部)；有的成为佛殿的造型式样，如北京雍和宫法轮殿、承德普宁寺大乘之阁等。

金刚宝座式塔是一种群体塔，俗称“五塔”。它源于南亚次大陆，以佛陀迦耶大塔为典型代表。敦煌莫高窟北朝壁画中曾有出现。但未被推广。藏传佛教大量采用此种五塔形式，作为宇宙模式的一种表征。除藏、蒙地区外，明清时代华北也修建了一些这类塔。以北京和承德地区为多。承德外八庙有多处。北京地区著名的有明代真觉寺塔，清代碧云寺塔和西黄寺清净化城塔等。 

南北朝时期，汉化佛教开始传入朝鲜、日本。此后，各个时期不同宗派相继涌入这两个国家。佛寺建筑的技术与艺术也随之不断输入。以日本为例，日本现存的早期佛寺建筑有奈良时代的法隆寺、唐招提寺，平安时代的平等院凤凰堂等，称为“和样”，实为唐代风格。镰仓时代仿宋代佛寺建成的禅寺圆觉寺舍利殿等，称为“唐样”。另有一些受中国东南沿海佛寺建筑影响的，如净土寺净土堂，称为“大佛样”或“天竺样”。室町时代，向中国禅宗学习成风，在京都和镰仓，都仿中国南宋禅宗的五山十刹之制，建立五山寺院。日本人注意保存古代文物，对所学宗派也相承不绝而极少如中国的融合、发展与改动。现存的这些带有各时代不同特征的较完整的寺院建筑，正是我们研究中国佛教建筑技术与艺术的最好参照系，堪称活化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