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杭州烟霞洞布袋和尚（图片来源：慧海佛教资源库 陈志安摄影）

自弥勒佛成为中国人依赖的菩萨，成了救苦救难的福音，就有“弥勒出世”、“弥勒下世”的种种轶事与传闻。

按照佛门的说法，一尊佛主宰一个世界，此佛与此世界共始终，自始至终是为一劫，一劫期满，则由另一佛与另一世界取而代之，就象人间的帝王与一个王朝必将由另一帝王与另一王朝取而代之一样。所以，弥勒下世就成了人间改朝换代的象征。

隋朝，河北有个叫宋子贤的，自称是弥勒出世，打出替天行道的牌子，每日集众上千人，揭发官府黑暗，聚众而反；唐代，开元年间，民间有此流言：“释迦牟尼末，更有新佛出。李家欲灭，刘家将兴。”，唐玄宗见此，慌了神，马上下旨《禁断妖讹等赦》，追究其带头之人，群龙之首。元朝末年，天灾加人祸，百姓贫苦之极，当政者不顾民苦，下令黄河改旧道，工程浩大，劳役繁重，使百姓不堪其苦。韩山童便以白莲教的名义，大力宣传弥勒佛下世，弥勒一下世天地就大变，给世人带来光明，出现太平盛世，人民就能过上好日子。一句“明王出世”，河南、江淮一带的下层民众便一传十，十传百，形成巨大的造反潜流，与黑暗势力斗争不息。在民不聊生、社会动荡的年代，生活在底层的民众，由于无法根本改变贫穷与困苦的处境，便促使他们与民间秘密宗教的教义一拍即合，向往弥勒出世而永生、安乐的信仰，弥勒常常被宣传为某个具体人托生或转世，进而揭竿而起，用新的世道代替黑暗的世道，因而成为鼓舞民众投身反抗斗争的发酵剂，成为威胁封建政权的力量。

明朝，洪武初陕西田九成起义；永乐中期山东盖都唐茜儿起义；宣德末年河南张普祥起义；嘉靖初山西李福达起义；万历四十二年冀东高应臣起义；天启初年山东郓城徐鸣仁起义。清朝，雍正五年，陕西翟斌起义；乾隆十三年，福建瓯宁普少起义；嘉庆十八年河南、山东林青、李文成起义；道光二十六年湖南桂阳青莲教起义；咸丰七年，四川涪州刘仪顺起义；光绪二十四年山东冠县赵三多起义……。这些众多的民众造反，无不打着当世的弥勒旗号，用普渡众生，改天换地，寻求极乐世界等等意愿掀起一浪又一浪反抗的怒潮。
有趣的是，公元689年7月，唐代和尚将义等10人造《大云经疏》，内称武则天是弥勒下生，是阎浮提国主，御史郭弘霸也乘机邀宠，上表称则天为弥勒佛。武则天听之大喜，同年便称帝，改国号为周，取而代之李唐，演了一出篡权换朝的历史剧。

尽管人们没谁见到弥勒转世，但它总寄托着民众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