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03月02日 17:00
来源：香港宝莲禅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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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尼众佛学院新戒威仪具足（图片来源：凤凰网华人佛教  摄影：曹立君）

编者按：昭慧法师是台湾研究佛教学术的比丘尼，她在履行出家僧人戒律生活的同时，亲身领受到父权思想对修道女性（乃至于男性）的伤害，于是，她成为佛门中的女性主义者，她剖析佛门中父权思想的根源、发展，她质疑“八敬法”或任何歧视女性的典籍内容，认为这些都违背佛法更高的正义。她坚信：解构佛门中的男性沙文主义，不仅有助于女性的心灵解放，而且也是男性心智解脱的要件。本文摘自昭慧法师《佛教与女性——解构佛门男性沙文主义》一文，是当代佛教女权问题的先锋之作。

佛教流传于世界，迄今已有两千六百年，传到中国也已两千年。它以“缘起”的基本原理导出“众生平等”的生命论：所有众生都是因缘和合下的产物，因缘和合而存在的众生，其任何（尊卑优劣的）差异都非本质上的差异，而是条件制约下的差异。当因缘条件改变时，差异也就随之而变（是谓“诸行无常”），没有任何恒常不变、独立自主而真实不虚的本质存在（是谓“诸法无我”），所以众生在因缘法则的本质上，都是平等的。

在这个前提下，佛法当然也强调人类的平等，而且在佛陀时代，就与顽强的阶级意识，产生了思想上与制度上的温和对抗。这种“众生平等”的基调，一直与世间的任何一种阶级意识（包括男性优越意识）呈现着内在的紧张关系。于是，在鄙薄女性的古印度，佛陀强调男女同为道器，同一解脱，而且在轻视女性的巨大文化压力下，审慎而技巧地减低男性僧侣与社会各界的反对声浪，而帮助女性成立了僧团。

“男女平等”这个在佛法的“众生平等”前提下再简单不过的逻辑，在现实环境中，却受到一连串严酷的考验，而且是自佛陀时代以迄于今；在历代典籍论述中，残留下了鲜明而不合逻辑，但又影响深远的“男性沙文主义”遗痕。这正证明了笔者前述的观察：阶级意识的捍卫者，不只来自文化教育与社会制度，甚至也来自每一颗无明、我慢的心灵，号称“佛教徒”的心灵，也没有全然免疫的可能。

古印度可考的历史中，从夜柔吠陀时代（公元前一○○○─五○○年）开始，女性地位就已是非常卑微的。《摩奴法典》说：“不名誉的根源是妇女。”印度教的经典中，有许多类似中国儒家“三从四德”观念的封建礼教，女子以丈夫为“天神”，以“服侍丈夫”为最高的天职。童婚和沉重的嫁妆，使得许多妇女受尽夫家的折磨，甚至被烧致死。

凡此种种，使得古印度妇女身处劣势，从而“不免知识低，感情重，组织力差”，这种后天不良的社会条件，再加先天上生理的弱势，这使得重视“众生平等”地位，并认为女性亦可证得解脱的佛陀，面对其姨母大爱道（又译瞿昙弥，梵名MahA - prajApatI）所率领的宫廷女性所提出的出家要求，都不免沉吟再三，无法立即答应。

原始佛教典籍，无论是南北传那一部派所传的经典或律典，都留下了比丘尼僧团成立经过的记录，但其间内容互有出入，给予后人深刻的省思。依据《中阿含经》的记载，其时佛陀正于释羁瘦的迦维罗卫尼拘类树园结夏安居。瞿昙弥往诣佛所，先问女人是否可得阿罗汉果——女性可以修道证果，这就取得了女性在“出家”意义上的合理性。然而当瞿昙弥进一步问“女子是否可以出家”时，佛陀却制止了她出家的念头与行动。如是两次要求，受到两番拒绝。

瞿昙弥意志坚决，并不死心，闻说佛陀于释羁瘦安居已竟，当摄衣持钵，游行人间，于是与诸宫中妇女随逐佛陀，展转往至那摩提，又向佛陀提出第三次要求，而遭到第三度拒绝。

瞿昙弥旅途困顿，尘土坌身，疲惫之余，立在精舍门外，悲泣不已。这时佛陀的侍者，富于仁慈心又“多闻第一”的阿难（Ananda）见到伤心的瞿昙弥，问明原委，生起了同情心，主动进来代女性求佛允准出家。他问的同样是关键问题：“女人可否经修持而证得第四沙门果？既然可以，又有何理由不得出家？”

根据经典所述，面对这样的问题，佛陀回答其拒绝理由是：“若使女人得于此正法律中至信舍家无家学道者，令此梵行便不得久住。”诸部律典依此甚至进而推断：佛陀起先之所以拒绝大爱道等之出家要求，是因为“女性出家能令正法提早五百年灭亡。”

阿难仍不死心，又以“瞿昙弥大爱为世尊多所饶益……世尊母亡后，瞿昙弥大爱鞠养世尊”为理由，试图以亲恩打动佛陀的心。佛陀不否认此点，但认为他也多有饶益于瞿昙弥，因为瞿昙弥由佛教导而得以归依三宝，听闻教法，奉持禁戒，成就布施而得智慧。紧接著，他就开始为女性出家制定八种后世所谓“敬法”的规约。八种敬法的内容后节再详。此处先回顾以上这段记载，其中有许多破绽，值得推敲。

第一、假如阿难的第一个理由--女性可以出家修道以成道器——还不足以构成“女性可以出家”的理由，原因似乎是：整个佛教的久住世间，比世上一半人口的证悟机会，还来得更为重要。这种推理是否合理？一目了然。

第二、即使从台湾佛教近二十年来的事实加以检验，亦适足以推翻女性出家会“令此梵行便不得久住”的预言：台湾佛教，近二十年来阴盛阳衰（比丘尼与比丘呈现三比一之悬殊人数），佛教不但未见衰微，反而更形昌盛。比丘尼的总体表现不但“不让须眉”，而且犹有过之。何以见得女性出家会“令此梵行便不得久住”？而历史上，又有哪个时代或哪个地区佛教的衰微，原因出在“女众出家”？所以笔者以为：这段话应是佛灭之后，结集经典的比丘们，为了强化其“反对女性出家”的正当性，而代佛陀做出的宣告。这种无法验证的罪名，也使得后代的南传与藏传佛教，在阻止比丘尼僧团恢复建立时，显得振振有词！

第三、依佛典结集史来看，初次结集即已由厌恶女性的头陀上座大迦叶（MahA-kaZyapa）主导其事；尔后的历次结集，又都在男性僧伽手里完成。在一个极度歧视女性的社会里，经典的结集权乃至解释权都掌握在男性手里，他们很难不受到文化的影响，将女性视为不洁、秽恶的象征，修道的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