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书中

任继愈先生是当之无愧的一代学术宗师，他始终坚持以科学无神论为思想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坚持宗教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是我国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进行学术研究的优秀代表，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是中国哲学、中国宗教学领域中高瞻远瞩的学术研究领导者和优秀的学术活动组织者。

他主编的《中国哲学史》（四卷本）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就是大学哲学系的基本教材。四十年来，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哲学工作者，并获国家教育部特等奖。

20世纪70年代后期，任继愈先生又主编了《中国哲学发展史》（七卷本，已出四卷），在学术界也具有很大的影响。

得到毛泽东主席的赞赏，也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评价。该论集开创了中国佛教与中国一般宗教学研究的新方向。

任继愈先生在世界宗教研究所任职期间，陆续创设了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科学无神论、儒教等研究室。宗教所的一系列学术成果成为我国宗教学研究领域的基础性文献。

任继愈先生主编了《中国佛教史》（八卷本,已出三卷）、《中国道教史》（两卷本）、《宗教词典》、《道藏提要》、《宗教大辞典》、《佛教大辞典》和包括《佛教史》、《伊斯兰教史》、《基督教史》等在内的宗教史丛书，是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研究的领军人物。

在国际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无宗教”时，任继愈先生提出：中国的儒教就是宗教，而教主就是孔子。他认为：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国家和民族，不可能没有自己的宗教信仰。

为了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观点，任继愈先生撰写出《从儒家到儒教》等多篇重要文章，论述儒教的性质和教义、发生和发展，阐明儒教的神灵系统和组织结构，完成了“儒教是教说”的理论创造。

这一理论的提出，是认识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重大基础性贡献。在学术界造成了巨大的震动，具有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

为了民族的文化复兴，任继愈先生投入大量精力，领导了大规模的传统文化资料整理工作。他认为，图书不同于古董，不是花瓶，而是供人阅读的。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任继愈先生领导了《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的整理和编纂工作。

《中华大藏经》的编纂，以国家图书馆馆藏的《赵城金藏》为基础，又挑选了8种有代表性的佛经对比参照，集9种佛教典籍于一身，这在世界上是史无前例的。全书共107册，1.02亿字。

《中华大藏经》获得国家图书奖荣誉奖。

目前，《中华大藏经（续编）》的编纂工作也已经启动，全书预计2.6亿字。

任继愈先生主编了规模达150卷的《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

任继愈先生不仅担任《中华大典》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还亲自兼任《哲学典》和《宗教典》的主编。《中华大典》是一部7亿多字的古籍文献资料汇编，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跨世纪出版工程，其编纂工作已进行了20年。

任继愈先生先后创办了《宗教学研究》、《世界宗教研究》、《科学与无神论》等杂志，在提倡学术研究、宣传科学世界观、健全民族精神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