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台湾佛教扎根社会之深入，出乎意料。

这次访台，初到台北的当天晚上，即在文殊院举办了一场欢迎宴会。原以为与会者可能仅限于慈光禅学研究所及中华禅净协会的人士，没想到有幸会见了台湾大学、政治大学等著名学府的资深佛学研究者。这从一个侧面表明台湾佛教与学术界的良性互动，或者说相互之间的介入程度，是相当频繁和深入的。当然，最令人我们感动的是，参与这次接待工作的义工。无论是在台中县，还是在台北市，义工们都给予了我们最大的支持。这次访问，白天出访中约有一半的时间耗费在路途上，除了慈光寺的几位法师亲自驾车外，义工们包下了大多数访问学者们的交通。他们每天清早即来寺接我们，然后一个采访地点、一个采访地点地奔波，工作枯燥、乏味，可他们却没有半句怨言。有一天，由于车辆有限，我和北京师范大学的徐文明一起，黄昏时与其它要南下访问的学者同车，到高雄卸下那几个学者，然后再乘同一辆车返回台中。等到了慈光寺山门口，已经是晚上两点过了，而那位连续开了七、八个小时车的男居士，还得再花一小时左右回家。种种“小事”，体现出的却是居士们的一片赤诚之心。可以说，我们这次访问之能够成功，这些可敬的义工们功不可没。这些义工体现出的，是对佛教事业的无私奉献。实际上，也正是由于大量各个阶层、各种职业的护法们的倾力护持，台湾的佛教才会一天天地走向辉煌。

四、是台湾当代佛教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之优良，出人意外。

所谓弘法条件，不外乎两个方面，即软件和硬件。上述的僧尼素质、社会根基及其它因素，属于软件，而寺院建设、图书、通讯、出版等等，则为硬件。众所周知，台湾佛教明清时方才传入，相当于大陆的上千年来讲，其历史并不长，而中国佛教的奠基更是日本战败之后的事。可是，在这短短的时间之内，台湾佛教界人士却将佛教弘法的条件提升到了现代化的水平，打下了佛教发展的坚固基础。不用说那庄严肃穆神圣、在全世界佛教宙宇中都数前列的中台禅寺等大寺院了，就连一些偏僻的乡村寺院，其弘法条件之好，不但大陆的许多寺院难以忘其项背，就连大陆大多数的佛教研究机构都会自叹不如。比如说，大湖苗栗的法宝寺，常住出家人不到十位，可是其新建成的寺院隐藏在竿竿秀美的一片翠竹林之中，金碧闪耀，高达数层，每层都相当精致。特别是，该寺的《大藏经》就达数套，其中包括数百万新台币购得的《房山石经》以及耗资不少的特制函匣和书架，更不用说寺寺必备的《望月佛教大辞典》等享誉国际学坛的工具书了。我们徘徊于清幽空旷的藏经楼，浮躁的心情很快即平息下来，回想起大陆众多科研机构寥寥几书架、且乏品位的佛学书籍，我真希望能有机会，在这么好的环境中闭门读几个月书。仔细想来，有这么优良的僧尼，有如此虔诚广泛的护法居士，台湾佛教能在短短几十年间取得如此成就，是可以理解的。

五、是与中华文化的一脉相承、水乳交融。

在台湾，自己操着一口并不标准的普通话，整个访问行程上却没有一丝交流上的不便，这当然得归功于当初台湾的“国语运动”。至于访问团中来自福建地区者，更是如鱼得水，因为台湾很多人能说流利的闽南话。从一下飞机开始，看着高速路两旁的建筑等景物，恍如大陆的沿海地区或者我们的成都平原，只是，台湾的庙宇繁多而且轩昂。走进一座座佛教道场，里面的佛菩萨像、木鱼、经幢等，更是眼熟耳稔。拜见到许多当代高僧大尼，所谈所讲，完全是在共同的大文化背景之下进行。有好几次，或在寺庙用斋，或由尼师们准备好盒饭在行驶的车上吃，那份浓浓的关怀和体贴，令人倍感亲情的温暖。另有几次返回时太晚了，居士们便将车停下，请吃路边的素斋，我也趁机享受台湾的民间小吃。此情此景，与大陆并无二致。当然了，台湾的素斋店实在比大陆多不少，味道也更地道、美味。

六、是台湾佛教与海外内佛教界交往之频繁和深入，令人意外。

台湾的中国佛教，自日本投降之后，一直在较为正常地发展，延续了中华佛教的正统命脉，成就巨大，而大陆佛教由于特殊原因，在一九六○年代至一九七○年代之间停顿断绝了十余年。文革以后，大陆开禁，包括台湾在内的海外华人佛教，对于大陆佛教的重建，起到了指导性、关键性的作用。大陆佛教道场中，处处可见海外华人佛教的影响，而且，台湾佛教还致力于向东南亚、欧美、俄罗斯等世界各国家和地区弘扬，硕果累累，令人赞叹不已。由于历史的原因，台湾佛教与日本佛教之间存在着特殊的关联。二战后，台湾佛教界也有人陆续赴日本学习、访问，如圣严法师、印顺法师等都拿到了日本佛教大学的博士学位。今日的台湾佛教界，僧尼们到其它国家和地区传道，已经是经常性的事业。台湾佛教的发展，由于台湾僧尼的脚踏实地、苦干打拼和远大理想，早已经超出了台湾本岛，在世界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和极大的影响，台湾佛教的前景是一片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