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当时中国佛教还处于吸收、融汇印度佛教的阶段，应该说对越南佛教的影响不是很大。3世纪以后，西行求法与来华传教的僧人，取道海路时，越南成为必经之地。但从印度传来的佛教并没有在越南站住脚，而中国佛教随着自身的发展、壮大，渐渐在越南流行开来，使越南在东南亚诸多信仰佛教的国家中，成了唯一受汉传大乘佛教影响的国家。

从三国时代开始，经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是中国佛教逐渐走向全面繁荣的时期。在这期间，除了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对佛教进行排斥外，其他帝王大都支持佛教，所以，中国佛教得到迅速发展。越南佛教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受中国佛教的影响，渐渐成长起来的。

公元574年，南印度僧人毗尼多流支来到中国长安（今西安），当时中国佛教正遭到灭顶之灾。北周武帝重儒术，信谶纬，为了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下诏在全国范围内取缔佛教，将境内八州的4万多所寺院全部改为住宅，所有僧尼财物由官厅没收，焚烧所有经像，勒令300多万僧尼还俗。在这种情况下，毗尼多流支只好南下，转到邺都（今河南省安阳市北）。在这里他遇到了禅宗三祖僧璨，于是从僧璨学习达摩禅法。

达摩禅也叫楞伽禅，又叫如来禅，由达摩禅师所创立。达摩禅师曾在河南嵩山贩一个山洞中面壁9年，达摩“如来心地要门”向二祖慧可传授。慧可师从达摩习禅9年，达摩入灭后，他曾到洛阳传禅。公元534年，他转到当时东魏的邺都，但在这里他受到同行的排挤，同行甚至贿赂官吏企图加害于他。传说慧可曾失去一臂，可能与此事有关。从此慧可游离于邺卫（今河南安阳，汲县）一带，后来南行隐居于舒州皖公山（今安徽省潜山县）。慧可只有僧璨、僧那等几位弟子。僧璨传其衣钵后，为了逃避北周武帝的“灭法”，曾隐名埋姓，过着飘泊不定的隐居生活，曾到珲皖公山、太湖司空山，广东罗浮山同。

关于僧璨的生平事迹史料记载不多，有人甚至否定僧璨在历史上的存在。在《古珠法云佛行法录》中说，毗尼多流支到越南传禅是从扶南（今柬埔寨）进入交州的，不但没到过中国，更谈不上从僧璨学禅之事。但我们从一些史料上可以肯定的僧璨在历史上是确有其人的。他传禅于毗尼多流支也是有根据的。《景德传灯录》载曰：“僧璨大师者，不知何许人也。初以白衣（出家前）谒二祖（慧可）。既受度传法，隐于舒州之皖公山。属后周武帝破佛灭法。师往来太湖司空山，居无常处。积十余载，时人无能知者。”此中又说到：“‘昔可大师付吾法后，往邺都行化三十年方终。今吾得汝（四祖道信），何滞此乎？’即适罗浮山，优游二载，去还旧址。”《续高僧传?道信传》中有关道信从师求法的记载说：“有二僧莫知何来，入舒州皖公山，静修禅业。（道信）闻而往赴，便蒙受法。随逐依学，遂经十年。师往罗浮，不许相逐。”《历代法宝记》中载道：“大师自罗浮归山谷，得月余方示灭，今舒州见有三祖墓。”从这些记载中我们不难看出僧璨确实在历史上存在过。僧璨因受武宗“灭法”之害，居无定处，曾去过许多地方。二祖慧可曾在邺都弘扬禅法，因此僧璨在慧可入灭后也到邺都弘禅是极有可能的。所以说毗尼多流支在邺都从僧璨学习禅法是顺理成章的事。通弁的《对照录》说僧璨曾劝毗尼多流支南下去广州弘法也应该是事实，因为上面的史料中都提到僧璨去过广东的罗浮山。僧璨对广东情有独钟，可能是因为为武宗“灭法”的缘故。

毗尼多流支从僧璨学习禅法，并听从他的劝告来到广州，在广州停留了6年，住在制旨寺，翻译了《象头经》、《报业差别经》等。公元580年（陈朝太建十二年），毗尼多流支从广州继续南下，来到了越南的交州，住在郊外的法去寺，弘扬达摩禅法。但被推为越南禅宗鼻祖的是毗尼多流支。毗尼多流支汉语是“灭喜”的意思。所以这支禅系也称为灭喜禅派，是从中国传入越南的禅宗的3支中最早的一支。将达摩禅传入越南的是毗尼多流支，但真正使毗尼多流支禅系发扬、光大的是毗尼多流支的弟子法贤，所以法贤被认为是此系的初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