辗转港澳弘法救难

1937年，正是竺摩法师风华正茂、踌躇满志的时候，令他意想不到的卢沟桥事变爆发了。竺摩法师毅然中断学业，抛弃一切物品，与广大佛教僧伽一起，投身爱国救难活动。他与闽南佛学院后期的几位同学一起，参加了当地的“慈溪抗战后援宣传组”的工作，为宣传抗战救国而奔走呼号。不久，他又奔赴武汉，甘愿为抗战救国贡献自己的一腔热血。

赶抵武汉后，竺摩法师立即参加了“僧伽救护队”，并担任干事，投身救难活动。后来，又奉命带领部分“僧伽救护队”成员开赴陇海铁路抗日前线进行救伤工作。因被逃难的伤兵和难民冲散，他遇上民族大学的宣传队，于是参加山西临汾一带的抗日宣传活动。他不怕敌机的疯狂轰炸，出生入死，几经危难，毫无惧色，表现了一个爱国僧人的救世情怀。“僧伽救护队”解散后，竺摩法师四处奔波，后经洛阳、郑州回到武汉，继续参加抗日救难活动。

在国难当头之际，竺摩法师谢绝了重庆汉藏教理院的聘任，于1938年10月南下广州，转赴香港弘法，开展救济难民的募捐和服务工作。期间，他被选为“香港佛教救济难民会”委员兼驻会干事，他不辞劳苦，做了大量的募捐和服务工作，及时救济难民，共渡难关。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他拿起笔，写了不少反映战地救伤的文章，及时反映佛教僧侣界抗日救难的状况。因而，也认识了萧乾、陆丹林、陶亢德、许地山、叶灵风、周扬、萧军、萧红、田间等港澳的文化界名流。

1939年春，竺摩法师应澳门佛教居士林之邀，创办“佛学研究班”，开讲《维摩经》，一时引起轰动。而他在港澳弘法期间，影响最大的是主编《觉音》杂志。自他主编这份佛教文化刊物后，贴近现实生活，把宣传和鼓动佛教界奋起抗击日寇的爱国爱教活动作为主要内容。不仅如此，自己不断撰写时政评论，无情鞭挞侵略者的凶残，呼唤正义力量奋起抗战。因此，《觉音》杂志影响越来越大，被读者称为“华南佛教降魔宝杵”，是“华南佛革运动干部必读书”。

在澳门时，竺摩法师曾与艺术大师高剑父互为师友，友谊弥深。在此期间，竺摩法师先后应邀担任澳门宝觉佛学社导师、香港栖霞佛学院副院长兼教务主任，致力于佛教教育。1951年8月，他又创办了《无尽灯》杂志，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和喜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