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取得这样的社会影响，是经过一个相当长的、在中华文化环境下自我调整的过程的。西晋以前，中国人信佛者极少。东汉时期，佛教被视作与道家清静无为之道，以及民间神仙方术一样的东西，对其教义理论的根本精神并没有深切的了解。自东汉末至三国时期，虽说也已翻译了一些佛教经典，但大多是依傍道家思想和比附中国传统的固有名词概念，即使用所谓“格义”的方法。这也还不能使人们真正了解佛教的理论精神之所在。因此，不少人主张译经当“以不闲方言，求识辞趣”为上（道安《鞞婆沙序》，见《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卷一第50页）。又在玄学方法论的影响下，竭力提倡对佛经精神的了解，也必面以“得意”为宗旨。如道生：“自经典东流，译人重阻，多守滞文，鲜见圆义。若忘筌取鱼，始可与言道矣。”（《竺道生传》同上第216页）鸠摩罗什及其弟子所翻译的佛典，大致达到了这样的要求，因此对于佛教的广泛传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当佛教在社会文化思想方面的影响越来越大之后，随之而来就发生了作为外来文化的佛教思想与传统文化儒道思想之间的冲突。按照人们原先的了解，道家思想不应与佛教有多少冲突。此时的佛道冲突已变化为道教与佛教之间争夺社会地位的冲突。然而与此同时，佛道之间的相互影响和融合也十分突出。如东晋某种名僧人僧肇，深通道家庄子之学，他所作的《肇论》，用庄周汪洋恣睢的文辞、道家的名词概念来宣扬大乘性空中道观。在使用中国文辞和概念表达佛教理论方面，达到了不露一丝琢痕的高妙境地。在佛教中国化的进程中，有着重要的贡献。此外，隋唐之际兴起的天台宗，唐代中期以后发展起来的密宗等佛教宗派，也都明显受道教影响。同时，道教受佛教的影响尤为明显，诸如仿照佛藏而编造道藏等。唐以后的道教典籍中，包括许多基本道经的注疏，如唐成玄英的《老子义疏》、《庄子注疏》等，都大量地引入了佛教的要领和理论。至于道士谈佛理，和尚注道经的现象，在历史上也屡见不鲜。

东晋南北朝时期儒佛的冲突，开始主要集中于入世与出世的不同人生目的，以及佛教教规与传统伦常关系的矛盾上，以后则又有神学理论上的争论。这一时期佛教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冲突，大致可归纳为三方面问题：1.僧人弃父母而出家，是否与传统的孝道抵触；2.出家僧人是否应当礼拜王者；3.神灭还是神不灭。在相互尖锐的斗争中，随之也出现了一股调和、融合儒佛的思潮。如东晋著名文学家孙绰，在其《喻道论》中即倡言所谓“周孔救极蔽，佛教明其本”（见《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卷一第27页），又如著名僧人慧远也说：“如来之与尧孔，发致虽殊，潜相影响；出处诚异，终期则同。”（同上第84页）

这一时期调和、融合佛儒者，主要来自佛教信仰者。一般讲，他们对上述第一方面的问题，多以佛也有“报恩父母”、劝人为孝的教导，佛教以立身行道，永光其亲，因而是最根本的孝道等等，以此来证明佛教的出家并不违背传统在家的孝道。对第二方面的问题，经过激烈的争论，也是以调和解决的。慧远的《沙门不敬王者论》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他声称，出家僧人虽“外阙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所以凡是“悦释迦之风者，辄先奉亲而敬君。”又说：“变俗投簪者（指出家当和尚），必待命而顺动”，“若君亲有疑，则退求其志，以俟同悟。”（同上第82页）慧远的说法是以实际上的服从王者，换得免去形式上的“形屈之礼。”至于以后的僧人，连这一点形式上的方外之法也不能保存。在中国，王权始终是高于教权的。在以上两方面问题上，基本上都是以佛教的妥协或迎合传统而告终的。这也正是佛教能在中国站住脚，并得以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至于对第三方面的问题，调和论者则竭力寻找各种资料，以趋附、证明佛教轮回报应和神不灭等教理，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均已有之。又正如同说，孔子的“仁之至也，亦佛经说菩萨之行”（宗炳《明佛论》，同上第235页）；儒家五常即佛教五戒（颜之推《归心篇》，同上第424页）等等，都是竭力将传统文化牵合于佛教理论，从而扩大佛教在社会文化思想方面的影响。

自东晋南北朝以至隋唐宋元明清，历代统治者只要在不危及其统治地位的情况下，一般都认为儒释道三者在思想文化上对于治道说起着互相补充的作用，如所谓“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等（南宋孝宗赵眘语，见《三教平心论》卷上）。因此，也就采取三教兼容的政策。许多帝王还亲自带头宣扬三教经典。如南朝梁武帝萧衍，除著有大量佛经讲疏外，还著有《中庸讲疏》、《教经义疏》、《老子讲疏》等。又如唐玄宗李隆基也分别著有《孝经注》、《道德经注》和《金刚经注》等。在唐代，皇帝经常召集三教名人一起论辨。如现今保留在《白居易集》中的一篇《三教论衡》，即是唐文宗太和元年十月皇帝生日那天“对御三教谈论”的简要实录。白居易以儒臣身分出场，另有安国寺沙门义林和太清宫道士杨弘元。三人间的问答，虽不免虚应故事，但读来也还饶有趣味，并能从一个侧面了解到唐代调和三教的情况。

由于佛教影响的迅速扩大，出家僧尼和寺庙的剧增，也给社会带来了种种经济的和政治的问题，引起了世俗地主和寺院之间的尖锐矛盾。因此，在历史上也发生过著名的“三武”灭佛运动（指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但这些所谓灭佛运动并未能遏止佛教对中华文化所发生的广泛而深入的影响。

佛教发展到唐代，达到了成熟的阶段。在经过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矛盾冲突以及理论上的自我调整后，逐渐产生了许多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和理论。同时从人们的日常衣食、语言，到思想、文学、艺术、建筑以及天文、医学等自然科学的各个文化领域，也几乎随处都可看到佛教文化的深刻影响。因此，要了解东晋南北朝以后，特别是唐以后的中国历史、文化，离开佛教是根本不可能的。

唐宋以来的知识分子，不管是崇信佛老的，还是反对佛老的，无一不出入于佛老。且以文学史上著名的所谓唐宋八大家而言，柳宗元、王安石之喜佛，苏洵、苏轼、苏辙以佛老为皈依是人所共知的。韩愈、欧阳修都以辟佛老著名，曾巩在《梁书序》中痛陈佛教之患失与误国，也是一篇斥佛的名著。然而，韩愈在《与大颠书》中有“久闻道德，切思见颜”，“所示广大深迥，非造次可谕”等语（《韩昌黎先生外集》卷二）。又谓，大颠“颇总明，识道理”，“实难外形骸以理自胜”云云（《与孟尚书书》，《全集》卷十八）。欧阳修对当时名僧契嵩的《辅教编》甚为激赏，晚年又自号“六一居士”，可见其也未尝不留意于佛理。曾巩则亦有“佛之法固方重于天下，而其学者又善植如此。至于世儒，习圣人之道，……则未尝有勤行之意，……由是观之，反不及佛之学者远矣”之叹（《菜园院佛殿记》，见《元丰类稿》卷十七）。

从哲学思想方面看，儒佛道思想的冲突斗争是最激烈的，然而它们之间的相互渗透和融合也是很明显的。唐代各佛教宗派，除唯识法相宗外，其它各宗派没有不吸收和融合儒家思想的。禅宗是中国特创的佛教，它舍弃了佛教理论中大量的繁琐论证，而以佛教中一些最基本精神，来讨论和解决儒家最关心的心性问题，在沟通儒佛方面，大开方便法门。之后，华严宗大师澄观，博习儒典，在其著作中，以儒释佛，随处可见。至其弟子宗密，融通儒佛的工作更为深入。他所著的《华严原人论》，把儒家、道家、佛教合在一起判别其优劣高下，这是以前佛教各宗派的判教中所没有的。而尤为重要的是，他在此书中考察了历来儒佛诸家论心性的理论，并加以会通后提出自己的看法。其说对宋明理学有重要的影响。又如，天台宗中兴大师湛然，出家前即有深厚的儒学根柢。他提出的“无情有性”说，可说是综合儒佛思想的创见。而反过来，又分别给予佛教的“佛性”论和宋明理学家“天地万物一体”的理论以极大的影响。此外，如宋代名僧契嵩（著有《辅教编》等）、智圆（自号“中庸子”，著有《闲居编》）、明代高僧德清（著有《大学中庸直指》、《观老庄影响论》等）、智旭（著有《四书藕益解》、《周易禅解》等，在提倡融合儒释道三教思想方面，都有较大影响。

下面我们将看重分析一下宋明理学与佛道，特别是佛学的关系问题。宋明理学的萌发，可推求于唐人的韩愈、李翱。韩愈虽严厉辟佛，然他那推尊儒家，标举道统，实有契于佛教判教之法。而李翱则暗引佛教之“性”义，著《复性书》三篇，以诠释孔孟之性论，从而开启了宋明理学的天事性命之学。同样，宋明理学家虽然也竭力排斥佛老，而在其思想中无不渗透着佛老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