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佛教教育可以培养佛教学术研究的力量，推动佛教学术人士的成长，其重要性是不言而譬的。由此而得知，佛教教育在整个佛教的事业中其地位是不能动摇的，只有搞好教育，才能有人才出现，佛教的理论和学术研究才能繁荣兴旺，续佛慧命才能变成现实。中国古代的大师们在培养人才方面是不遗余力的，佛教寺院可以说就是一座学校，许多大师级的高僧都是通过寺庙里的师父们亲手把教之后而成长起来。最早的中国佛教的教育，主要来自于寺院的译场，通过翻译佛经的工作，许多人开始成长，最后成为一代大家，所以整个中国佛教的译经史，也可以看作是一部培养人才的教育史，也是一部佛教学术研究的历史，从鸠摩罗什到唐玄奘等一代大翻译家，每人周围都聚集了一批学术的精英。史载鸠摩罗什有弟子三千，其中俊哲十余人，这些优秀的人才因为参与了译场的工作，不仅亲自熏闻了佛法，而且也各自成才，最后成为著名的佛教大师和学者。像著名的僧肇法师，因为跟随罗什译经，穷钻义理，最后撰写出中国佛教哲学的名篇《肇论》，对中国佛教哲学和中国哲学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由于罗什译场对佛教学术多有贡献，后人赞曰：“什公之门，一时蔚盛，可谓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矣。”

唐玄奘法师主持的译场也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学术活动场所。玄奘本人就曾经在中外多位大师手下受过系统的佛教教育，他到印度留学，就是源自于对佛教理论一些问题的困惑，冒着九死一生的生命危险，前往印度求取真经。他从印度回国以后，致力于佛教经典的翻译，一生翻译佛经1335部，对中国佛教学术上的贡献尤巨。他主持的译场，聚集了全国佛教的精英，弟子窥基自从跟从玄奘学习之后，得师真传，成为法相宗的重要传承者。玄奘由于精心研究佛教的义理，创立了唯识宗，繁荣了中国的佛学，然而更重要的是他影响了中国佛学的发展。而他“游八宏，穷玄理，廓魔气以为志，继圣达而为心。匡振颓纲，苞挫殊俗，涉风波而意靡倦，临大难而节逾高，通曩哲之深疑，开后贤之未悟，垂义功于来裔，标准的于当今。”如果没有玄奘的学术铺垫，没有他的翻译成就，中国的佛学在唐代就缺少了一大块，玄奘因对中国佛教教育与学术研究作出了贡献，故后人称赞他：“自大教东流，翻译之盛，未有如法师者。虽滕、兰、澄、什、康会、竺护之流，无等级以寄言，其彬彬郁郁，已布唐梵新经矣。”

如果说中国佛教早期的教育模式是译场教育，那么到了宋代以后就转为丛林教育的形式了。丛林教育的特点是重在启发与领悟，师父往往通过与徒弟之间的对答，启发弟子们自性中的成佛心开发，这与禅宗讲的自悟自度的施设手段是相吻合的，从中也可以看出，丛林教育的重点落在了开发人心的德育层面。此外，在这时还有另一种讲肆教育的形式，这是受中国传统“学肆”教育模式影响后而出现的一种大众教育方式，按照现在教育学的分类，应该属于普及知识的教育形式，法师在讲堂讲经，大众在下面听经，以此获得有关佛教的知识，并将其应用于人生和日常的生活。讲肆教育自宋以后，成为中国佛教教育的主流，并且专门在僧伽里面出现以讲经为主业的讲经僧人。佛教的普及就是依靠了历史上讲经僧的努力，使得佛教的知识广为流传，培养了不少的人才，但是其缺点在于讲经者与听经者缺少互动，一味地依靠法师讲经来获取知识，学术的含金量无疑减少，对中国佛教学术的成长以及学者的培养，相对较前期落后一些。

三

中国佛教教育走过一千余年，进了近现代社会，受西学东渐的影响，中国的佛教教育模式也发生了变化，为了能够改变中国佛教衰颓的命运，佛教界自觉办教育，引进西式教育模式，佛学院在全国各地普遍涌出。近现代的佛学院教育，实行的是知识性教育为主，以现代方法为学僧上课，这种教育结构对培养学僧的知识很有帮助，但是在培养理论创新的人才建设，特别是学术人才的培养方面，应该说还没有还原到古代隋唐时期的水平。

我们应该承认，近现代以来，在佛教界的努力下，佛教教育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与当年太虚等高僧注意佛教教育，兴办了闽南佛学院、武昌佛学院和汉藏教理院有重要的关系，中国的佛教也在这时发生了新的变化。但是，这时的佛教界教育正处在转型期的时候，佛教教育一方面是继承了过去原有的寺庙充当学校进行识字教育的传统，另一方面整个社会教育也不普及，许多佛学院面临着扫盲的任务，有很多出家人接受文化教育仍然是在寺庙或者佛学院完成的，“近世以来，僧徒安于固陋，不学无术，为佛法入支那后第一堕坏之时”的看法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观。所以这时的佛教教育出高层次人才，特别是从事学术研究人才的情况不是很明显。真正在寺庙或者经过佛学院教育而出现的佛学大家也不多，像印顺、巨赞等这样的有学问的高僧，都是在出家以前就受过了传统教育，巨赞本人还在大学里面念过书。而整个社会上，由于居士佛教的兴起，培养佛教研究人才的工作有相当一部分转移到居士界里，以欧阳竞无为首的支那内学院就为佛教界培养过一批人才，其中包括像太虚等一代高僧都在支那内学院上过学，虽然太虚本人在内学院学习的时间不长，但是至少说明居士办的佛教教育事业曾经在佛教界有过一定的影响。虽然这时佛教的人才不少，但是在整个相对的佛教出家的人比例中不高，太虚就认为“而住持僧的数量不必多，但求质的提高”，并且设计了“广文精舍”之文化部门，下有“华文科”、“梵文科”、“欧文科”、“翻译科”和“纂述科”五个部门，特别是“纂述科：近世用书报如水火，欲张吾教，固非有此一编纂撰述之文字宣发机关不可。而各宗之宗学、宗史、备讲授者、犹当各别纂辑。由各人之心得，著书出版，亦在例外。然经评议稽考，及此纂述科审定，或编入于法藏，亦由佛法僧园任为印刊流通。”与广文科有关系的还有“众艺科”，这是研究各种术数的部门，“广文五科，实利赖以宏通流布教法，故足尚也。若夫众艺五科，既无益乎传教明道，此诸科学又极博深，析其科目殆将数百，世之学者究其一，即可以终身，区区数年，岂能研几入微，有所发明，开济世间；亦徒以杂学乱其心而已！”但是由于因缘不具足，太虚的设想一直不能实现，这是殊为可惜的事情，也因此耽误了佛教的几十年发展。值得指出的是，太虚所不能做到的事情，却在学者的手中来完成了，这一时期受西方学术界的影响，一些学者一直在不断地从事佛教研究的工作，像汤用彤、陈恒等一大批人士，包括教内学者吕澄、王恩洋等人都对佛教倾其所尽，提升了佛学的品位，搞清楚一些历史史实，然而学者的兴趣是在考察历史，研读教义，对当代佛教的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并没有涉及，所以这些研究成果固然重要，但是对佛教的未来发展并没有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同时也没有受到佛教界的重视。

20世纪50年代以后，中国佛教协会创办了中国佛学院，招收全国诸山长老进校学习，但是那时的形势主要是思想改造，不仅是佛教界人士要思想改造，就是广大知识分子也要参加思想改造活动，所以在这个形势下，中国佛学院的实际任务不在于发展，而在于“改造”，所以中国佛教界难以作为，后来的事实证明中国佛教确实没有自己的发展空间。1980年以后，中国佛教界开始恢复宗教活动，佛教教育重新开始，如今过了30年，中国的佛教形势已经发展得非常好，佛教教育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仅佛学院就达到40余所，可以说中国佛教进入了黄金时期。与此同时，佛教的文化活动与佛学的研究进步很大，特别是佛学研究，经过几十年来的努力，已经取得了不少的成绩，出了不少有影响的成果，也培养了不少的人才。

虽然现在中国佛教的形势大好，但是佛教界仍然还面临着诸多的问题，特别是佛教教育方面仍然没有更多更好的办法，缺乏师资，教材单一，学不致用等等，一直是中国佛教教育发展的瓶颈，为此赵朴初居士曾经发出感叹，佛教界需要的“第一是人才，第二是人才，第三还是人才。”

赵朴初感叹没有人才的情况还是约20年前的事情，现在中国佛教的情况较那个时期无疑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当前中国佛教的人才问题正得到缓解，佛学院培养的学僧正在佛教界里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寺庙管理与寺院文化也在得到提升和改进。虽然中国佛教教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在学术研究方面，佛教界仍然相对薄弱。现在中国的佛学研究主流是学术界，并不是佛教界。几十年来学术界下大力气进行佛教研究，的确也取得了不少成果，有的成果堪与国外学界媲美，学术质量不相上下。人才的培养也形成体系，佛教研究正在成为人文学科的一个重要的内容。相比佛教界而言，学术研究并没有得到相应的重视，这主要反映在从事学术研究的人才不多，尚没有形成与学术界对话的实力。而那些有关当前佛教深层次问题的研讨，学术界由于种种原因，无法进行深入的研究，这些问题只能依靠佛教界自己培养的人才来解决。当前佛教形势大好，贯彻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已经得到了完全落实，整个社会对佛教也非常重视，各地政府鼓励佛教界自我发展，这些都是给佛教带来的机遇，然而面对的挑战也同时存在，未来的佛教如何发展，理论的模式如何建立，这些都是需要佛教界和学术界共同探讨的话题。特别是佛教发展的理论问题，佛教界人士最有发言权，佛教界应该致力于培养佛教界学者，在发展佛教教育的同时，关心佛教界学者的建设，真正培养出一批学者型的人才，那么，中国佛教一定会再次腾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