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上看来，《金刚经》中只是佛陀和须菩提两人在交谈，但实际上，在交谈的现场，同时还有“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听讲，这种情形很像现在电视中的谈话节目（比如朱军主持的“艺术人生”，崔永元主持的“实话实说”），在这类节目中，主持人和特邀嘉宾在交谈，而现场则有一群人坐在那里听。须菩提就像提问的主持人，而佛陀就好比被要求回答问题的特邀嘉宾。不但《金刚经》中是这样的交谈格局，实际上，绝大部分佛经也都是如此，只是提问的人和听讲的人有所不同罢了，比如，在《法华经》中，是弥勒菩萨、文殊师利等人提问，而听讲者则多达十几万人。

我们把佛陀与弟子之间的这种类似于电视谈话节目的交谈称为“启请”交谈，因为，按照《金刚经》，佛陀“饮食讫，收衣钵，洗足已，敷座而坐”，处于“默”的状态（所谓“默如佛”是也）只是由于须菩提的“启请”，就是前文提到的须菩提的提问，佛陀才“从三昧安详而起”（这里借用《法华经·方便品》中的话），开口说法，与须菩提展开交谈。佛陀只有在“启请”的情况下才开口说法，犹如一口稳重的洪钟，扣则鸣，不扣则不鸣，这就是佛陀的“启请”交谈。在“启请”交谈中，佛陀把须菩提当作平等的交谈对象，完全没有居高临下、唯我为是的导师架势，且看《金刚经·庄严净土分》中佛陀与须菩提之间的一段对话：

佛告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昔在然灯佛所，于法有所得不？”

“不也，世尊，如来在然灯佛所，于法实无所得。”

“须菩提，于意云何？菩萨庄严佛土不？”

“不也，世尊。”

“何以故？庄严佛土者，即非庄严，是名庄严，是故须菩提，诸菩提摩诃萨，应如是生清净心，不应住色生心，不应住声香味触法生心，应无所住而生其心。须菩提，譬如有人，身如须弥山王，于意云何，是身为大不？”

须菩提言：“甚大，世尊，何以故？佛说非身，是名大身。”

在这段对话中，佛陀心平气和地用佛法真理来开导和教育须菩提。从那句反复从佛陀口中说出的征询式的“于意云何”中，我们分明可以看出，佛陀“是在以商量的探讨问题的口气与须菩提说话，并在与须菩提平等交换意见的过程中，让须菩提懂得了佛法的真理，这完全像是一位负责任的有经验的教师在循循善诱地教导他的学生”。（陈坚《论佛的教育思想》，载《觉群·学术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2年11月版，第146页。）

如果说孔子与弟子之间的“侍坐”交谈显得比较生活化，比较随便，那么佛陀与弟子之间的“启请”交谈就显得比较仪式化，比较正规，因为既然是“启请”就得有“启请”的仪式，如在《金刚经》中，须菩提就是在“即从座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的“胡跪”仪式下“启请”的。“启请”交谈后来在中国佛教实践中演变成了“请益”交谈，所谓“请益”，是指弟子有疑问而向大德善知识请教并从中获得教益，但“请益”必须在一定的仪式下进行的，不是很随便的，至少也是“拈香请益”，如一位名叫修六逸的“禅人”，“素为生死心切，志求向上……拈香请益，（憨山）老人因示之曰：‘出家为生死，求向上一路，乃本分事。禅人死关三年，其于放下身心，抖擞客尘烦恼，消磨习气，乃最初一步业已自信，但于参究生死病根，未能顿拔……”（《憨山大师梦游全集》，见《乾隆大藏经》第155册，第373上。）大德善知识均因弟子的“请益”而对他作“开示”。

虽然“启请”交谈和“请益”交谈都是在一定的仪式下进行的，但交谈本身却不是令人窒息的，这就好比电视中的谈话节目（前文已将“启请”交谈比作这种谈话节目），虽然是在一定的仪式下进行的，但谈话本身却是引人入胜的。这里需要注意，仪式化的“启请”和“请益”不但表示弟子对导师，包括佛陀和一般的大德善知识的尊敬，更重要的是表示弟子在导师面前已完全没有了“我慢”，心已“空”，进入了随时接受导师教诲的心理状态。《坛经》（宗宝本）“机缘品”中曾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僧法达，七岁出家，常诵《法华经》，来礼祖师（按：惠能），头不至地。祖诃曰：“礼不投地，何如不礼？汝心中必有一物，蕴习何事耶？”曰：“念《法华经》已及三千部。”祖曰：“汝若念至万部，得其经意，不以为胜，则与吾偕行。汝今负此事业，都不知过。听吾偈曰：‘礼本折慢幢，头奚不至地？有我罪即生，忘功福无比。’”

法达来向惠能“请益”，但是在向后者行礼时却“头不至地”，礼节做得不到位，惠能从中看出了法达有“我慢”之心，遂作偈语批评他。在这里，惠能不是非要摆祖师的架子让法达给他行佛门的标准礼不可，而是要借此让他舍弃掉心中的“我慢”。在惠能看来，弟子只有舍弃掉心中的“我慢”，他才能与其进行有效的交谈并使其获得佛法的教益。可见，在佛教中，无论是“启请”也好，“请益”也好，都是保证接下来的交谈能顺利进行并取得成效的前提，所以，虽然“启请”和“请益”都是严格的有位次之分的仪式，但是“启请”和“请益”之后的交谈却都是在亲切融和、自由平等的氛围中进行的，都是引人入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