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教与佛教的第一个区别就是伦理在各自生活中的地位与意义不同。我们知道，儒家或儒教自始至终保持着很高或很强的伦理诉求。这样一种诉求在早期主要是针对精英阶层的，其形成于春秋战国的儒家创始期，由孔子、孟子和荀子等创始性人物加以规定，对于道德生活有着很高的要求，以后汉唐时期基本上遵循的是这一传统。至宋代，儒家的这种伦理诉求进一步向平民或大众层面下移，其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各种各样的家法族规的广泛出现，这使得宋代的家族或宗族具有了某种类似犹太和基督宗教平台的性质，而在此基础上展开的伦理也具有宗教伦理的意义。关于儒教与犹太教、基督教的相似性，杨庆堃指出：“在西方文献中，儒学常被当作宗教来看待，这种观念一部分来自基督教传统的影响，系统性和道德价值的强制性主导了基督教传统的宗教功能，在中国社会，儒学的道德价值毫无疑问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并被广泛接受。西方学者采用功能主义的视角，将儒学视为宗教，这样就给无神信仰体系处理生活的终极意义一个正式宗教的地位，因为儒学的确发展成了一个带有终极道德意义的体系。从上述任何一个观点来看，将儒学当作宗教来对待都能站得住脚。”但佛教显然与儒教有所区别。严格地说，佛教并不是一个以伦理或道德生活为主旨的宗教，这可以说是佛教与儒教之间的最本质的区别，而这是由出世的基本面向所决定的。由此，佛教对于伦理的要求是比较宽松的。

儒教与佛教的第二个区别体现在对于功利的态度上。我们知道，在儒家的理论或思想传统中，道义原则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如孔子说：“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这里的“以为上”，即我们今日所说是第一位的。孔子又说：“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论语·卫灵公》）这里的“以为质”的“质”，即本末之本、体用之体。孔子还说：“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论语·里仁》）这里的义又具有唯一性。相比之下，唯功利的目的或诉求始终是受到拒斥的。例如孔子说：“见利思义。”（《论语·宪问》）“放于利而行多怨。”（《论语·里仁》）“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沦语·述而》）这样一种重义轻利的原则可以说是贯穿儒学或儒教历史的始终。然而佛教有所不同。如前所见，佛教有十分明显的功利主义特征，这是因为佛教在传播的过程中始终要面临如何扩大信众的问题，简言之，佛教在吸引信众方面，基本上采取一种功利主义的策略。这个问题早在印度早期佛教部派分裂后就产生了。在大乘佛教的传播过程中，特别是在其传入中国以后，这一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正体现了儒教与佛教的区别。佛教有着分裂和双重的特性，精英也即僧团与僧众的要求甚至可以判若天壤，而儒教则是一以贯之的，这既包括上下或空间（社会）的一以贯之，也包括前后或时间（历史）的一以贯之。

以上即是儒教与佛教的区别。在更大的意义或范围来考察，这种区别也是佛教与亚伯拉罕宗教系统之间的，但如前所见，儒教却被认为与犹太教和基督教具有相似性。

综上所述，儒、佛二教的异同特征可以概括如下——佛教有着典型的双重教格：一方面它是一个典型的高端宗教，并由教入学，这主要是在精英层面；但另一方面，它又具有低端宗教的典型特征，且由教入巫，而这主要是在大众层面。总之，佛教是集高端信仰与低端信仰于一身，这是一个一心二用的宗教。儒教相比之下具有最高端的性质特征。尽管儒教也有鬼神信仰等较低端的形式，但总的来说，儒教对信仰问题持有一种理性的尊严，其拒斥巫术，并由此发展出无神论的倾向；特别是儒教及儒学体系发展比较完备的伦理和道德观念，由此在相当程度上与犹太教和基督教同质。当然，我们也应看到，无论是高端的形式，还是低端的形式，由于没有经历宗教革命的脱胎换骨和浴火重生，因此，中国所有的宗教都与原始信仰有一种牵连或瓜葛。就此而言，种种不同的宗教或信仰都并非是不同或对立的，它们都有一个共同并极具个性的名字：中国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