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而易见，在七福田中，后面的六种福田都是社会公益事业。在时隔1800年之后，这六种福田依然毫不过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中国佛教史上还有一部《像法决疑经》，又称《济孤独》，对“二福田”思想有简要的界定，强调了救济贫穷的重要性，对南北朝时期以及后来的佛教公益事业影响深远。第一，布施、救济穷人是成佛的原因，“善男子，我今成佛，皆因旷劫行檀布施、救济贫穷困厄众生。”第二，福田分为敬田和悲田两种，敬田是佛、法、僧三宝，悲田是贫穷者、孤寡老人乃至饿狗、蚂蚁等动物。令人吃惊的是，经中明确提出，布施的根本对象是悲田，悲田重要于敬田。“善男子，我于处处经中，说布施者，欲令出家人、在家人修慈悲心，布施贫穷孤老乃至饿狗。我诸弟子不解我意，专施敬田，不施悲田。敬田者即是佛法僧宝，悲田者贫穷孤老乃至蚁子。此二种田，悲田最胜。”这一思想，显示佛教的福田思想具有超越自身的普世精神，具有利益一切众生而不管其宗教信仰的追求，是佛教公益事业开展的重要理论支柱。

与福田观相联系，佛教又提出了布施观，是实践慈悲的具体方法。

布施，是指将自己的所有，送给他人。《大乘义章》卷十二说：“言布施者，以己财事分布与他，名之为布；惙己惠人曰之为施。”在佛教中，布施是最重要的实践方法。《像法决疑经》认为，布施是成佛的根本大法：“十方诸佛亦从布施而得成佛。是故，我于处处经中，说六波罗蜜皆从布施以为初首。……善男子，此布施法门，三世诸佛所共敬重。是故四摄法中，财摄最胜。”在大乘佛教所倡导的六种实践方式（六度）之中，布施第一；在吸引大众信仰佛教的4种方法（四摄法）中，布施为首。

布施的具体内容，佛教中不同的表述，有二施、三施、七施、八施、十施、三十七施等多种说法。究其根本，布施可分为两大类，一是财布施，就是用物质财富救济贫穷的人；二是法布施，指以正确的道理指导人生。

佛教的布施观强调动机的重要性，反对将布施看作寻求利益的手段。布施需要有三个条件，这就是施者、受者和施物。《法界次第》卷下之（上）说：“若内有信心，外有福田、有财物，三事和合时，心生舍法，能破悭贪，是为檀。”檀，就是布施。布施最重要的要求是“三轮体空”，也就是对布施的人、接受布施的人和布施的物品，都不执着，不斤斤计较，这样才能起到布施的作用。如果给了人家东西，就念念不忘，或者寻求得到回报，都是不正确的。佛教因此有所谓“布施偈”，说：“能施所施及施物，于三世中无所得。我今安住最胜心，供养一切十方佛。”（见《心地观经》）

正是基于独特的公益事业思想，佛教在慈善和公益事业领域一直在社会上扮演着重要角色。佛教自传入中国，就特别注重社会公益事业。在南北朝时期，就有修桥补路、挖井、医疗、救济等多种事业。宋代，则形成了专门的从事公益事业的机构，长期负责公共事业。如维护桥梁，修建海堤，管理驿站等，政府则以一定的田产作为补偿，称之为“守以僧，给以田”，颇有美国前总统布什将社区公共事业委托给基督教慈善组织的意味。黄敏枝教授曾把宋代佛教公益事业分为五类，实际上这也贯穿于整个中国佛教史，分别是（1）桥梁的兴建与维修，（2）水利事业的修建与维护，（3）道路的修建等，（4）养老、济贫、赈济、慈幼、医疗等救济事业，（5）公共墓地、义冢、浴室等慈善事业。历史学家全汉升先生则指出，中古时期中国的寺院“实兼宗教与慈善团体于一身，其所兴办之慈善公益事业，对当时、以后之社会民生，均有极大之贡献” 。

此外，参与慈善与公益事业，也许是佛教最终为中国人所接受，成为中国文化一部分的重要理由。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几乎没有公共的社会空间。上层是政府包打天下，所有的事情都由政府负责。底层则是以家族为基础的民间社会，家族制度成为最重要的公共制度。然而，以血缘家族为核心的小社会，终究具有极大的缺陷，很难超越血缘基础，为更广大的公共利益服务。在这种历史处境中，以出家生活为基础，同时具有普度众生情怀的佛教，恰恰可以弥补中国社会这一固有缺陷。也许正是这一理由，使佛教在中国与慈善公益事业密不可分，也使佛教最终为中国人所接受。从宗教社会学的维度看，佛教的中国化的原因之一，或许就在于佛教提供了中国固有社会所缺少的公共利益的承担者。

三，人间佛教对公益事业的理解

20世纪以来，伴随着全球性的现代化浪潮，中国佛教的面貌也为之大变。一种带有创新性而又不失传统本色的佛教理论和实践形态应运而生，这就是“人间佛教”，对现代公益事业给予高度重视。现代佛教的公益事业，起步于20世纪上半叶，大成于20世纪后半叶的台湾，并在90年代以后为大陆佛教所吸取，成为当代中国佛教最生动活跃的篇章。

无论是否认同人间佛教这一概念，20世纪上半叶，积极开展佛教的慈善及公益事业已经成为佛教界的基本共识。最早提出“人间佛教”这一概念的太虚大师，突出“救世利人”、“服务社会”的意义；被视为传统力量代表的圆瑛大师，创办了以抚养孤儿为核心的大量公益事业；而慈航法师则将“文化、教育和慈善”这三大公益事业，称为佛教的救命圈。

太虚大师大约在20世纪20年代率先提出论证了“人间佛教”或“人生佛教”概念。其实早在民国初年，大师已经“倡导寺产公有化和兴办慈善公益事业”，孕育了人间佛教思想。人间佛教如何具体“实行”？太虚大师提出要在风俗建设、国民教育、医疗事业、幼儿养育等方面，服务社会，救世利人。他说，佛教要“改善人民的生活风俗习惯，提高民众一般的教育”，“兴办救济贫病的医院、教养院等慈善事业”。这就是人间佛教的“今菩萨行”。

20世纪上半叶，圆瑛大师在佛教公益事业的实践上有突出成就。民初圆瑛大师任宁波佛教协会会长时，即创建僧、民二校，僧校用来教育出家青年，民校用来免费教育贫寒子弟。1918年他又创立了宁波佛教孤儿院。1923年开始，圆瑛大师在泉州创办开元慈儿院，收容孤儿，免费教养，历时近30年。

公益事业之所以为现代佛教人士所重，一方面是以现代形式落实大乘佛教、人间佛教的理念，另一方面则是佛教自身生存与发展的必然要求。西方近代科学与民主思潮传入中国后，宗教的形象在很多程度上是负面的，被看作是落后与寄生的代名词。因此，佛教要生存发展，就必须适应现代需要，别开生面。慈航法师由此提出了“佛教救命圈”的说法，影响深远。他说：“有文化，可以宣传佛教的教义；有教育，可以栽培弘法的人材；有慈善，可以得到社会上的同情；所以‘文化、教育、慈善’，是今后佛教的三个救生圈。”

可以说，20世纪上半叶是当代中国佛教公益事业的起步阶段。这一伟业真正开花结果，是60年代以后的台湾。其中星云大师领导的佛光山，证严法师创办的慈济功德会，最有代表性。即便高扬传统旗帜的僧团，也大都致力于佛教的公益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