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出离世间亦须以世间为本，六祖说得非常清楚，“佛法在世间，于世出世间”，吕澂先生于此亦有解释，他认为，所谓出离，就是破坏世间法中应当破坏的成份，将秽染的世间提升改造成为净土佛国，“所出离的并不是整个的现实世界，而只是属于世间所应破坏、变革的一切染污、不善成分”。（《正觉与出离》，见《吕澂佛学论著选集》卷三1331页，齐鲁书社1991年7月第1版）从“佛法在世间”的方面来说，佛教应当重视世间，关注现实人生，随顺世间的变化而调整改变。在现代社会中，大都市往往既是政治中心，又是经济文化中心，其社会影响非常之大，能够覆盖一国，乃至波及世界，从佛教自身生存与发展的角度来讲，是不能忽视大都市的，甚至可以说，“佛法在世间”的现代版本就是“佛法在都市”。

佛教需要都市，因为都市集中了最重要的社会资源，而佛教的生存与发展同样离不开这些资源。从政治方面上讲，佛教离不开国家与政府的支持，“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在中国这个传统上便最讲政治的国家里，谁也不能忽视政治，否则便无从立足。达摩祖师循扰岩穴，面壁修禅，但也忘不了化导梁武帝。慧可大师冒着生命危险在邺都化众，至死不悔，也是为了在都市扩大佛法的影响，提高本宗的地位。虽然神会攻击北宗充当帝师，与祖制不合，但谁也无法否认，禅宗能够上升为全国性的大宗派，甚至后来能够与儒家分庭抗礼，在早期主要是借助北宗的力量，南宗事实上搭了便车，跟着沾了光。神会本人便非常注重到作为政治中心的两京传法，其弟子中也有获得类似国师地位者，对南宗的发展壮大起了很大的作用，而南宗马祖一系后来居上，与章敬怀晖、兴善惟宽、鹅湖大义等人的入京弘化也是分不开的。佛教历史上的四大法难，最根本的原因就在政治，或者说是佛教没有讲好政治，没有获得高层的支持，而法难之后佛教的复兴，也是由于获得了最高统治者的支持。因此是否讲政治，关乎佛教的兴衰存亡，是绝对不能忽视的，而讲政治，就不能总是隐遁山林，就必靠近政治中心，就得强调都市佛教。

当今社会讲政治，主要是强调与社会主义社会相互适应。佛教要想生存和发展，必须适应社会主义社会，适应国家的政治需要，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在适应社会主义社会的前提下，为佛教自身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和发展机会，同时也使社会主义的发展为佛教提供更多更有利的条件，将国家命运与佛教命运紧密地联系起来，让佛教随着国家的发展而发展，这应当是佛教追求的目标。社会主义本身与佛教并不矛盾，甚至在很多方面是互助、互补、互利的，通过佛教自身的建设同样能够推动社会主义建设，使之更加健全完善。佛教亦应积极参与社会主义建设运动，在一定程度内参政议政，促使国家进一步落实宗教政策，制订和完善宗教法规，使之更有利于宗教特别是佛教的发展，从而为国家整体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从经济方面讲，一方面佛教发展同样需要有大量的资金作为经济保障，一方面佛教经济也是国家经济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佛教与经济的问题历史上便是难题，第二次结集就是因为对吠舍厘比丘接受金钱布施是否合法而起的，虽然从当时的角度和情况来看是不合法的，但从长远来看，佛教要想在现实社会中生存，是不可能不讲经济、远离钱财的。这是一个两难的问题，作为一种出世的宗教，远离金钱与物欲是合理的、应当的，否则便无从清修，但佛教僧众还得食人间烟火，硬件软件各方面的建设都需要钱，不理财、不沾钱是不现实的。是否远离金钱与经济也不是佛教自身说了算的事，由于出家僧众免税和劳役，等于拥有了某种经济特权，这种权利便成为追逐与控制的对象。尤其是遇到灾荒战乱之时，出卖度牒便成了国家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在宋代，度牒甚至有了类似公债的职能，用于弥补财政亏空，充当军费。在这种情况下，佛教自身想摆脱与经济的关系也不可能，因为佛教经济已经成了国家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