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首先，我要对大悲寺的寺僧们，表示对彼等目前所作所为的不同观点。因我认为即使相对于少林寺的过度商业化和庸俗化，新崛起的大悲寺的寺僧作为，充其量也只是对南传佛教如泰、缅寺僧的仿效而已。

虽然外表看起来是持戒清净，能守贫安道，示现端正僧行或僧貌。但佛教在中国的历史传播经验，已超过一千六百年以上，早已证明：原始佛教托钵僧的修行方式，在中国社会是无法长期存在的。

因为一旦“乞食”的托钵僧人数增多，社会的负担就会沉重，于是当社会经济衰退、民众生活困顿时，批评“乞食”的托钵僧为社会“寄生虫”的声浪就会出现。所以，如何财务独立和自主的问题，若没有在出家之前先设法解决，终归是会陷于僧团难以长期为继的状况。

2.其次，我们知道，佛教的解脱道，不但要求戒、定、慧“三学”兼备，而且要有“大悲心”，也就是要有对社会性的人或事的关注。所以，近百年来，中国僧侣的宗教典范追寻，都是解行兼备和入世济度的。而当代海峡两岸的主流佛教思想，就是所谓的“人间佛教”思想。

即以台湾佛教为例，最动人的佛教志业表现，就是将“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精神，转为证严尼师的慈济四大志业：医疗、慈善、教育、文化。证严尼师虽在台湾的拥有数百万会员、年度捐款约十数亿元人民币，她还是坚持“济贫教富”、“分秒必争”、“步步踏实”。也就是在入世的佛教实践中，增长道业，而非离世以求解脱。也就是精确地掌握了所谓“离世求菩提，犹如觅兔角”之意。

3.再者，我们也知道，佛门正宗的最佳典范，其实就是能将“大悲心”和“涅槃智”完美结合和运用的人。如果没有对社会大众苦恼有所关怀和帮助，也不能对佛教“涅槃智”的真理有所体证和宣说，那就不配称为佛教的典范或修道者。而从这个角度来看，无论是大悲寺的寺僧或少林寺的释永信和武僧都不及格。

例如，释永信对少林寺的禅文化的素养或佛教的社会关怀，都乏善可陈，甚至令人反感。试想，他最初是因武术高明冠绝当代，而成为少林武僧不可或缺的导师和因此而当上少林寺住持的吗？如果去除了“少林寺”这块招牌，释永信能强过其它武术杂技团的高明本领吗？所以，说穿了，他就是靠历史招牌的特殊关系而因缘际会成为一个商业化的佛门CEO而已。

三、大悲寺僧侣需“入世”

最后，对于大悲寺的寺僧们，我同样也要质问你们，在道业的精进上，你们可否拿出像样的成绩给社会看看？对于成千上万的皈依信徒，你们能提供的“法布施”有哪些？真能对彼等的苦恼有所助益？“实践是检验真理最好的方法”，并非一句过时的老生常谈。所以今后，就以你们在宗教事实上的表现，来响应我以上的质疑吧。

本文因为篇幅所限，笔墨主要放在“破”上面，今后如有机会，我会将重点放在“立”上面，谈谈在一个健全的公民社会里，佛教、寺庙、僧侣等等，其所真正应该扮演的角色是什么。这在当今大陆佛教界，是一个需要正本清源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