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台山寺庙建筑群

印度和师子国僧人前来五台山巡礼的亦有不少。唐乾封二年（667），师子国僧释迦密多罗至五台山，由高宗敕使翻译陪同；仪凤元年（676）和四年，北印度僧人佛陀波利两次朝台，事已见前；开元年间（713、741），梵僧菩提仙那朝台，瞻礼圣迹；贞元十年（794），为佛典翻译作出了突出贡献的北印度僧人般若三藏巡礼五台；贞元十二年(796)，西域乌荼国王与僧人纯陀等朝礼五台，其中，纯陀受不空三藏的委托，监造金阁寺；宋代，佛经翻译家天息灾、法天、施护朝礼五台；金代，北印度僧人呼哈罗悉利带弟子三摩邪悉利等7人礼台，北印度高僧苏陀及其弟子佛陀室利亦朝台，住此达17年之久，后寂于灵鹫寺，谱写了中印佛教文化交流史上的新一页。明代，先后有印僧释迦也失、具生吉祥和尼泊尔僧室利沙朝礼五台，其中前者住于显通寺。清咸丰年间（1851—1861），五台山僧人源修去印度礼圣取经，学习佛法大意，后返五台，于五顶各造石室，潜心静修，在五台山佛教史上留下了新的篇章。

与五台山关系密切的还有日本。最早入山的日僧是灵仙三藏。他是参加唐代译经事业的唯一日僧。820年至五台山，七年后圆寂于五台山灵境寺。日本佛教史上“入唐八家”之一的圆仁，于开成五年（840）至五台山巡礼五十天，曾向志远法师求法，并带回经籍三十四部。返日后，著有《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是一部研究中日文化交流和唐代社会史的珍贵史料，此书与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和马可波罗的《马可波罗行记》，同被称为东方三大游记。惠萼为促进中日文化交流，三次来到五台山求法巡礼。会昌四年（844），他第二次礼台，将日本橘皇后亲手制作的宝幡、镜奁和锈文袈裟等送来五台山供奉文殊菩萨。咸通三年（862），他第三次来礼台，并请得一尊木雕观音像，返国途中，至普陀山，船为风浪所阻，遂将观音像安置普陀山供养，时人称为“不肯去观音。”普陀山由此发展成为佛教名山。宋代入台的日本僧人有奝然、成寻以及成算、祚一、嘉因、寂昭、赖缘等。奝然归国后曾奏请天皇把爱岩山改名为五台山大清凉寺，后来成算在京都嵯峨山仿照五台山清凉寺建成了一座清凉寺。成寻著有《参天台五台山记》一书，是研究我国佛教史和宋代社会史的珍贵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