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台圆融与文明互鉴：第四届国际天台学学术研讨会在浙江工商大学开幕

2026年11月7日，第四届国际天台学学术研讨会在浙江工商大学开幕。本届大会以“天台圆融与文明互鉴：天台学的经典诠释、历史传承与当代价值”为主题，由浙江工商大学东西文明互鉴研究院、北京大学佛教研究中心、天台山文化交流中心共同主办，浙江工商大学东亚佛教文化研究中心承办。大会汇聚海内外31所高校的54位学者，海外学者来自日本、韩国、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家。首日议程包括开幕式、五场基调演讲，以及下午三个分会场的论文发表与讨论。

从明清宗派谱系的重新考证，到日本寺院所藏中国天台文献的整理；从高丽法华三昧忏法的结构分析，到中日学僧问答及其后世解释，首日研讨将天台学研究中的若干基础问题置于共同视野：经典的意义如何在注释中生成，教观如何落实为修行程序，文献与僧侣跨越地域之后又如何获得新的理解。会场投影中的经文引文、古籍书影与多语种说明，与听众手边的论文集相互参照，使这一国际学术交流建立在具体文本与历史材料之上。

一、两校三地的学术因缘与本届大会的研究关切

开幕式由浙江工商大学东方语言与哲学学院党委书记陈永春主持。浙江工商大学党委委员厉小军教授，天台山文化交流中心理事长、天台山护国寺住持月浄法师，中国人民大学张风雷教授，日本印度学佛教学会理事长、东京大学名誉教授、立正大学蓑轮显量教授等先后致辞，北京大学佛教研究中心主任王颂教授以视频形式致辞。

浙江工商大学东方语言与哲学学院党委书记陈永春主持开幕式

浙江工商大学党委委员厉小军教授致辞

天台山文化交流中心理事长、天台山护国寺住持月浄法师致辞

中国人民大学张风雷教授致辞

日本印度学佛教学会理事长、东京大学名誉教授、立正大学蓑轮显量教授致辞

北京大学佛教研究中心主任王颂教授以视频形式致辞

陈永春书记在主持中回顾了国际天台学大会的缘起。大会由月浄法师、北京大学王颂教授与浙江工商大学悟灯老师共同发起，2019年首届在北京大学举办，第二届移至天台山，第三届重返北京大学，今年第四届在浙江工商大学举行，逐步形成北京、杭州、天台山“两校三地”轮流举办的交流格局。高校的文献研究与学术组织、天台山的历史资源与文化传承，由此建立起持续合作的关系。

这一办会历程中，月浄法师发愿推动天台学研究，并长期为大会的延续提供支持。僧人对于天台教观的研习，与高校学者的文献考证、思想分析相互接续，构成大会的一项特色。对天台学造诣深厚、兼具教理研究与修学经验的僧人而言，经典中的观法、行仪与传承并非彼此分离的题目；他们的参与，也为学术讨论理解传统内部的概念使用与实践关怀提供了重要参照。

月浄法师在开幕式上致辞

厉小军教授代表学校向与会学者表示欢迎，并向共同主办单位致谢。他在致辞中指出，天台学既是研究中国佛教思想与中华文化的重要领域，也是观察东亚文明交流的窗口。经典在不同时代如何被解释，文献在不同地域之间如何流动，传统思想如何在扎实的历史研究基础上回应当代，都是值得深入探究的问题。文明互鉴因而需要落实到典籍整理、学术翻译与具体历史关系的辨析之中。

围绕学校的发展与学术平台建设，厉小军教授介绍了浙江工商大学秉持“诚毅勤朴”校训、重视人文学科基础与国际学术交流的办学取向，期待东亚佛教文化研究中心继续推进文献整理、联合研究、译著出版与青年人才培养。他还谈及浙江天台、径山、宁波等地的文化资源，以及本届会议将专题研讨与会后天台山史迹考察相结合的安排，希望以文献考证和实地调查相互印证，深化对天台学历史展开的理解。

二、五场基调演讲中的历史考证与教观诠释

上午的基调演讲由浙江工商大学丁建华教授主持，五位报告人分别从法脉史、禅修史、寺院藏书、高丽忏仪与如来藏诠释切入。不同材料与方法共同提示，天台学的历史需要从持续的讲学、注释、修行与文献流通中加以把握。

南京大学杨维中教授以《明清之际天台宗的传承新考》为题，重新检视明清天台宗的师承记载。报告对读僧传、寺志、塔铭及相关著述，辨析东溟系、百松真觉、幽溪传灯及灵峰寺一系的历史关系，并以人物活动年代核验后世谱系。例如，关于普智与慧林之间的直接传承，论文通过生卒年对照指出其中存在时间上的困难；对于蕅益智旭一系如何被纳入天台法系，也区分其思想承继与后世谱系编排。

这项考察进一步将讲席、寺院营建、著述刊行与法脉认定联系起来。幽溪道场的恢复，台净并重的修学取向，以及后继者对寺产、讲学与典籍的经营，都进入传承史的叙述。杨维中的研究表明，宗派谱系中的连续线条，仍须接受年代与具体事迹的检验；而理解天台传统的延续，也有必要考察实际发生的教学活动与寺院生活。

其中，对灵峰寺传承的梳理尤其显示了寺志与碑铭互证的重要性。人物法号、法派派字与继席记载之间的差异，需要放回具体年代，辨别其是否反映后人的宗派归属安排。这样的工作也使“传承”具有了不同层次：思想与著述的承继、寺院讲席的延续，以及后来确立的法脉谱系，彼此相关而仍须分别考察。

日本蓑轮显量教授的演讲《从早期佛教的禅修到天台止观——以其侧重点的差异为中心》，追溯早期佛教身心观察向止观体系发展的过程。报告围绕念、念处、四念处与七觉支，讨论使心寂静的修习、对身心活动的觉知，以及慈悲修习之间的关系，并比较相关传统在东亚佛教中的接受与展开。他特别从念觉支、择法觉支的不同侧重，说明“观”在不同文献与思想脉络中并不具有完全相同的内涵。

蓑轮显量教授还介绍了将文献研究与当代禅修实验相结合的尝试，包括行走与坐禅交替、逐步扩展觉知对象的实践安排，以及对情绪变化的观察。相关实验被置于特定研究设计与有限样本之中，呈现的是进一步检验传统修习经验的研究路径。由禅修术语的历史辨析进入当代实证研究，也使止观的现代价值有了可讨论的方法与条件。

在文献解释上，报告将“念”的训练与觉知当下行为联系起来，并借早期佛教的“第二支箭”和大乘佛教的“戏论”，讨论感知之后自动发生的心理反应。这一比较既涉及修习内容，也涉及术语进入汉译佛典后产生的意义变化，提示研究者在比较不同禅修传统时，须辨明所说的“止”与“观”究竟指向何种活动。

加拿大萨斯喀彻温大学纪强（George A. Keyworth）教授围绕京都青莲院保存的中国天台注疏传统，讨论东亚佛教藏书史与“圣教”研究。他指出，青莲院吉水藏保存的文献，除密教仪轨外，还包括值得深入研究的教学与注释资料。报告结合目录、藏书分类及具体传本，考察唐宋天台著述在日本的保存与阅读，并关注慈圆及惠心流相关文献的意义。

这项研究尤其强调现代藏经与数据库形成以前的文献世界。今天能够并置阅读的著述，在历史上未必以同样方式集中保存或共同流通；某些文献的现存状况，也不能直接等同于其原有影响。纪强由寺院收藏、抄写与目录的具体关系出发，追问中国天台注疏如何在日本被选择、传承与解释，为唐宋天台思想研究补入了书籍史的视角。

在这一视野下，“圣教”包含教学注释与仪轨实践所用的多种文献，既有疏抄，也有次第、日记与相关记录。它们的收藏和使用具有具体的寺院环境与传承背景。对这类资料的整理，因而有助于说明学僧实际读过什么、如何组织知识，也能为研究近代藏经未能充分呈现的佛教学术生活提供依据。

韩国东国大学李起云教授以《从〈法华三昧忏助宣讲义〉看高丽所撰〈妙法莲华经三昧忏法〉的法华三昧修行法特点》为题，分析忏法、辅助讲义与灵验记载之间的关系。报告关注《法华经》各品如何被编排为礼忏段落，以及作观、读诵与教理解说如何互相配合。其论文将妙莲寺一系与白莲寺一系对照，辨析两者所用仪轨及注释依据的差异，特别指出《法华文句》在相关讲义中的解释作用。

李起云教授结合韩文说明与汉文材料展开讲解，使高丽法华信仰中的具体修行程序成为可供跨语言讨论的对象。报告细致分析教理、仪轨与修持的关系，将忏法呈现为组织经典阅读和宗教生活的文献，既能说明中国天台教观的域外传承，也能揭示高丽佛教在接受过程中的选择与调整。

报告将经品的分段、讲义中的引文与相关跋文合并考察，进而联系《法华灵验传》的编排。依忏法读诵、借讲义理解教理，以及通过灵验记载说明信仰经验，分别承担不同功能。高丽法华三昧的传承因此可以从一组互有关联的文献中加以认识，而不止依据一部仪轨书判断其全貌。

浙江工商大学张文良教授的报告《天台戒环的“三如来藏”说及其思想史意义》，将讨论引向经典诠释的创造性与边界。他由印度佛教经典中的“空如来藏”“不空如来藏”出发，考察戒环如何形成“空、不空、空不空”的三重解释，并联系中国佛教的空性理解与天台三谛思维，说明这一解释模式的思想背景。

报告同时分析蕅益智旭、钱谦益等对“三如来藏”说的批评，区分经文依据、解释结构与后世思想影响。现场展示的经典引文和概念分析，使问题集中于：一种新解释如何取得说服力，又应如何接受原典的检验。张文良对“三如来藏”说传播及其进入其他思想语境的考察，则进一步呈现了佛教概念在中国思想史中的延展。

三、第一分会场在跨域交流中重审法脉与思想关系

下午第一分会场设于科创大楼二楼报告厅，前后两单元分别由北京大学金如沙博士、浙江工商大学郭万平副教授主持。报告涉及高丽义天、日本天台与禅宗、宋代四明诸流，以及观心方法、佛道关系和文化叙事。

美国杨百翰大学Richard D. McBride II教授的报告《义天是否弘扬了正统天台——义天与北宋天台佛教》，重新审视义天与宋代天台僧人的关系。论文结合义天文集、《新编诸宗教藏总录》及后世天台史书，质疑将义天直接纳入单一山家正统法脉的解释，指出其收录、关注的教学著述同时涉及不同思想立场。报告由此区分义天对天台的弘扬、与宋僧的交往及后世史书的法脉认定，提醒研究者重视这些叙述各自形成的条件。

会场中，麦克布莱德教授结合义天的入宋求法经历、天台山巡礼与相关文献展开说明。其问题意识在于：后来的“正统”分类是否足以解释一位跨地域学僧的知识选择。目录中保存的收书情况与僧传所组织的身份叙述，在这里成为可以互相检验、也可能显出差异的两类证据。

日本东京女子大学佐藤全敏教授研究《唐代功德使与日本延历寺别当》，将天台东传放入国家制度与寺院组织的关系中考察。报告追溯最澄的制度构想及其身后落实的过程，分析日本朝廷与延历寺之间的联系如何经由别当这一常设官职得以维持。其讨论展示了制度借鉴中的调整：来自唐朝的经验进入日本之后，须与当地得度、授戒和官僚体制重新衔接。

日本龙谷大学嵩满也教授围绕亲鸾与天台本觉思想的交涉展开讨论，强调共同语汇的使用仍须放回各自的思想结构与宗教立场中理解。

东京大学佐久间祐惟助理教授则以虎关师炼为个案，考察日本中世禅如何在回应天台教判、修道阶位与戒律传统的过程中形成自身论述。几项研究共同将宗派关系推进到具体人物的学习、选择与论辩层面。

日本叡山学院弓场苗生子博士以“北峰宗印的事迹为中心”，重新考察南宋四明系诸流。她将宗印与智涌了然、虚堂本空、柏庭善月等人的经历对读，关注兼学风气、住持任命与寺院复兴，并指出后来的正统地位也与传人参与宗史编纂有关。这与上午杨维中的研究、麦克布莱德对义天的讨论相互参照，使“法脉”成为需要分析其记述过程的历史问题。

另一组报告转向教理与修行的内部结构。崔玉卿教授讨论《永嘉玄觉的台禅和合思想》；美国芝加哥大学倪泰然博士从《庄子·齐物论》“环中”进入天台圆教，提出重新理解佛道思想关系的解释；金如沙博士考察湛然的约行观、附法观与托事观，强调分类、重组与注释在传统发展中的作用。朱峰鳌研究员以《天台止观与养生文化》为题，讨论身心调适的传统认识。浙江工商大学许芸蕾博士则通过来华日僧行记与传记中的“天台乳花”书写，分析点茶、罗汉信仰与高僧形象建构的关系，使研究进一步延伸到仪式经验及其跨文化叙事。

四、第二分会场从写本与注释辨析传承中的变化

第二分会场设于科创大楼1201室，分别由北京大学王楠博士、中央民族大学杜敬婷博士主持。围绕天台山文献、法华忏仪、戒学、古写本与日本本觉思想，报告人从材料的形成、流传与解释入手，讨论传统内部的多样性。

喻静教授与冯川博士考察《吴越国王钱俶的“佛教圣王”身份与天台佛教的关系》，将地方政权、护持活动与天台传统的历史联系纳入讨论。日本埼玉大学薄井俊二教授介绍《天台山记》的文本与传承，依据日本所存写本及目录、征引材料，分析这部唐代地理著述的流传线索，并对可能的入日过程作审慎推测。日本早稻田大学吉原浩人教授则关注日本平安朝汉文学对《游天台山赋》《天台山记》的接受，考察文学阅读、天台山图像与域外山岳想象之间的联系。

台州学院敖英教授的报告与上午李起云教授的研究形成直接对话。敖英教授从新见、重新受到重视的高丽《妙法莲华经三昧忏法》出发，逐项比较其与天台智者大师《法华三昧忏仪》、荆溪湛然大师《法华三昧行事运想补助仪》的关系。论文指出，该书依《法华经》各品组织读诵与观想，在承用祖师仪文的同时，也调整环节次序和观想对象。两篇研究分别侧重辅助讲义与仪轨结构，共同使高丽天台的接受方式获得了更具体的说明。

日本大津健一研究员比较题为天台智者大师所撰的《菩萨戒义疏》与明旷《天台菩萨戒疏》，从玄义结构、戒体与《法华经》的解释地位分析两疏的异同，并提示前一著作的真撰性问题仍须考察。俞晖博士围绕慧思《诸法无诤三昧法门》的写本展开研究，将写本与入藏本、刊本校读，讨论异文对文本系统及段落结构理解的影响。这些研究说明，版本辨析与思想研究之间存在直接联系，细小的文字差异也可能改变对修行体系的认识。

日本龙谷大学道元徹心教授以《千观《法华三宗相对抄》的撰述意图》为题，追踪其中栖复《法华经玄赞要集》的引文。他提出，千观的编排可能意在呈现法相宗内部对于一乘的不同解释，而其引文选择与当时宗论的关系尚需继续验证。关西大学、天台典籍编纂所吉田慈順教授讨论《源信唐决与安海“上中下答”》的叙事，追问在镰仓时代的日本天台学研究自认为超越了中国宋朝的天台学研究这种观念是怎么形成的，区分中世僧传、近世改写与近代学术判断，为跨国佛教交流史中的评价框架提供反思。

吉田教授的分析还注意到，安海之说在后来的教学文献中具有不同用途：有时支持对知礼决答的取舍，有时仅作为诸说之一被列举。对于同一问答，僧传的总体评价与教学文献的逐条运用，未必遵循同一逻辑。重建中日天台交流的历史，因而需要继续进入每一条问目及其注释，说明思想判断如何在具体阅读中形成。

中国社会科学院孙海科研究员以“‘心即理’何以不废观心”为问题，对读知礼、智圆、仁岳、了然等人的论述，辨析理具事造、观境选择与修证位次的关系，说明相似命题如何进入不同论证结构。赤塚智弥博士以安然、赖宝为中心，讨论草木成佛思想中真如论与事法论的不同依据；朱苗苗博士则从《本觉赞释》的“元初”与“心识”分析惠心学派本觉思想。由观心之境到非情成佛，相关报告使本觉、佛性与实践的关系得以在具体文本中展开。

五、第三分会场贯通法华诠释与止观实践

第三分会场设于科创大楼1207室，由浙江工商大学刘潇雅、洪仕良分别主持两单元。该场论文的研究对象从《法华经》注释延伸至戒学、僧人巡礼与日本中世说话，呈现出教理分析和历史研究相结合的取向。

日本早稻田大学师茂树教授以《圣语藏所收《法华略赞叹》的四车说及其与最澄的关系》为题，将古写本材料与《法华经》的教理解释联系起来。武本宗一郎博士《考察最澄、德一论争中对《法华论》序品“八大义”的解释》。两项报告均指向一个具有基础意义的问题：相同经典及其论释如何在不同立场的引用与论证中取得不同意义。对于最澄思想及日本天台形成的研究，由此可以进一步落实到特定文本与特定论争的分析。

中国社科院夏德美教授讨论《蕅益智旭的菩萨戒思想》，与第二分会场的天台戒疏比较遥相呼应；韩剑英教授以《孤山智圆“观音行门统摄众行”论》为对象，关注宋代天台行门的组织与解释。丁建华教授从中观学中国化的视域探讨智顗的理论立场。郭万平副教授则结合唐宋变革这一历史视角，依据来华日僧日记研究日本天台僧的五台山巡礼，使思想与行门的讨论进入僧侣移动及其记录的历史空间。

后一单元更加集中于止观文献与实践问题。苏州大学吴忠伟教授讨论《从观“实相”到观“一念无明法性心”的转变，考察“一念三千”与智顗晚期止观实践哲学》的关系；大松久規教授研究《释禅波罗蜜次第法门》中的亦有漏亦无漏禅；王楠博士讨论《童蒙止观》的止观思想。三个题目分别从观境、禅法分类与具体止观著述切入，为比较智顗修行论的不同层次提供了相互关联的材料。

中央民族大学杜敬婷博士围绕《摩诃止观》“病患境”，以“从实病到权病”为题探讨其中的不思议慈悲，将疾病、修行与菩萨行的关系纳入教观研究。崔鹏伟博士则以《沙石集》的鬼病故事讨论中世纪天台僧与百鬼夜行，使教理、疾病理解与说话叙事之间的联系进入视野。与第一分会场的止观养生、第二分会场的观心论争相参照，这一组报告也呈现了同一修行传统在不同文类和生活处境中的展开。

六、在具体问题的讨论中推进国际天台学研究

三个分会场均在前后两单元设置集中讨论时间，论文发表与交流相互衔接。从首日各场报告提出的问题看，有几条研究线索值得继续推进：后世法脉记述如何与同时代材料互证，写本与刊本的差异如何影响教理解释，跨地域传承又如何同时保留共同依据并形成地方特点。这些问题贯穿义天、四明诸流、中日问答和高丽忏法等不同个案，也使分会场之间的研究能够相互参照。

围绕“圆融”与“互鉴”的理解，研讨提供了具体的历史尺度。对话可以表现为共同传抄和解释经典，也可能表现为对先行学说的批评、改写与重新分类。研究者需要辨明不同文本的用语、引文来源与论证对象，进而说明这些联系究竟如何发生。古籍图像、目录与版本资料的使用，以及中文、日文、韩文、英文之间的翻译交流，为这一过程提供了必要条件。

大会同时汇聚长期从事天台研究的学者与青年研究者，兼有高校、研究机构和佛教界的参与。僧人学者对于教观传统的熟悉，高校学者的历史考证与理论分析，以及青年研究者对于写本、仪轨和新材料的细读，形成了可继续深化的合作基础。其学术价值有待在今后的校勘、翻译、共同研究与成果出版中逐步落实。

按照日程，会后安排天台山相关史迹考察。由钱塘江畔的文本讨论走向天台山的历史现场，本届大会所关注的经典、传承与当代价值，将获得进一步交流和检验的机会。

与会专家学者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