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朴初居士与新中国佛教经典文献事业——以金陵刻经处为例

赵朴初居士（图片来源：凤凰网佛教文化）

赵朴初居士是杰出的爱国宗教领袖，在国内外宗教界有着广泛的影响，深受广大佛教徒和信教群众的尊敬和爱戴。赵朴老对佛教经典极其重视，1949年后，他亲自领导和参与了佛教经典文献的整理和出版事业，为其做出了不朽的贡献，对我们所处时代的文化传统、民族精神有深远的意义。本文通过对赵朴初居士和金陵刻经处关系的史料整理，展现它对新中国佛教经典文献事业的贡献的一个重要方向。

孔子云，“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云，“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正是在此思想的指导下，孔子穷其一生精力，在于整理我国有周文化典籍事业，对我国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的流传。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礼记·乐记》云，“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明；明圣者，述作之谓也”，这是因为每一部经典都创造和凝聚了从更久远的时代到其形成时代的民族精神，并承载着这种精神，继续向前流传、发展和创造。佛教的经籍凝聚着佛教高僧大德对佛教传统继承和创造，赵朴老对佛教经典极其重视，亲自领导和参与了佛教经典文献的整理和出版事业，为其做出了不朽的贡献，对我们所处时代的文化传统、民族精神有深远的意义。本文以新中国成立以后的金陵刻经处为中心，对赵朴初居士和金陵刻经处关系的史料加以整理和评述。

金陵刻经处护持委员会成立始末

金陵刻经处（以下简称刻经处）是我国近现代第一家由佛教学者创设的集编校、刻印、流通佛典为一体，并兼事讲学的佛教文化机构。刻经处自杨文会居士于1866年创立后，百余年来，刻经不辍，传播佛典，厥功甚伟。杨氏又创办佛学研究会，开设祇洹精舍，提倡佛学研究，振兴佛教教育，培育佛学人才，对中国近现代佛教事业贡献卓著。已故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居士曾言：“近世佛教昌明，义学振兴，居士之功居首。”民国以后，政权迭更，金陵刻经处几次面临灭亡边缘。

1949年后，金陵刻经处业务完全中断，大院内居住三十二户居民，甚至储存经版房屋的窗户铁柱亦被人盗卖，成为一个大杂院。刻经处董事会董事已星散各地，董事会组织亦形同解散。

在此期间，刻经处负责人陈义与杨仁山居士后人杨雨生等人对继任刻经处主持人选的讨论已在进行，1952年2月4日，赵朴初居士致书杨雨生等人，对由徐国治担任刻经处主持表示赞同。13日，杨立生即函请赵朴初居士具体揭示进行办法：“陈宜老来信对吾公拨冗整顿经房一节深表同意，乞将此节上告赵朴初部长，并请赵公具体揭示进行办法，立生等恪遵先人遗命，一切处理归诸十方公意，仍期谛造匪易之事得以持续耳。宜老原札附呈，专陈虔颂道安。”此时，濮一乘拟将刻经处经版运往南京龙蟠里图书馆，被杨文会外孙女程净华的世交丁宁（当时在南京龙蟠里图书馆工作）得知，立即向程净华和朱同生反映，希望能从速挽救，避免刻经处从此根本消灭。杨氏后人杨立生、杨雨生得知此事后，认为刻经处属于十方共有，不忍看到先祖创办的佛教文化事业就此消灭，且与上海佛教界关系密切，杨立生又暂居其婿鲍正鹄（杨文会曾外孙）家中，即向上海、南京佛教界反映，请求援助。徐国治当时亦在沪，又通过他向赵朴初居士联系上海抗美援朝佛教支会，得到南京佛教界支持后，推请他前往南京调查情况，藉谋善后。徐国治回沪后，撰写《南京金陵刻经处的调查报告》向上海抗美援朝分会佛教支会汇报情形。为护持刻经处事业，该会于4月25日下午一时召集本市缁素大德开会，商讨护持办法，先由赵朴初居士报告金陵刻经处关系佛教文物历史重要性，次由杨雨生报告来沪向支会致谢，并请派人前往接收，复由徐国治报告前往南京的调查情况。经会议讨论，即席公推赵朴初、游有维二人办理刻经处接洽事宜。会议还讨论决定，刻经处暂由该会“设法维持”，推选徐前往全面主持，待整理稍有头绪，“再行成立专门机构，以图发展”。

上海市抗美援朝分会佛教支会为了加强护持刻经处，于1952年6月7日邀请佛教界缁素大德召开第二次缁素会议，在支会组织下成立金陵刻经处护持委员会，讨论护持事宜，并加强联系。推定委员二十三人：释圆瑛、释应慈、释持松、释妙真、释大悲、释苇舫、释亦幻、释达圆、释雪烦、释雪悟、释闻现、释心一、居士赵朴初、李赞侯、李明扬、冷御秋、蒋维乔、方子藩、游有维、李经纬、沈彬翰、林子青、倪正和，并推定主任委员赵朴初、副主任委员释亦幻、游有维和秘书林子青主持各项事宜，办公经费由护持委员会筹给。徐国治就任刻经处主持后，立刻在中共南京市委统一战线工作部干部戴宗文、南京市政府宗教事务处陈宗正领导协助下，对刻经处进行接受整理，并承南京佛教徒公推释悦译前来协助，与同事陈力、杨善珍等共同负责拟定整理计划，商谈决定。刻经处经籍印刷、流通两项业务也于是月恢复，是年浴佛节，林子青居士撰《金陵刻经处护持委员会募缘启》，希望海内共为护持。此后，金陵刻经处恢复工作初步完成。

赵朴初居士与刻经处经籍出版和流通工作的开展

1953年冬，曾任刻经处董事会董事的吕澂已是中国佛教协会发起人并任常务理事，常驻南京，向中国佛教协会进言，商讨刻经处如何巩固事业的问题。经中国佛教协会秘书处1953年11月4日公函答复，对刻经处非常重视。1954年，刻经处改造塔院和深柳堂，由时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赵朴初居士撰写深柳堂匾额，识云：“堂前故有池，四周皆柳，仁山居士以此名其堂，今夏师傅既重修刻经处堂舎，同人复于旧池址补植柳焉。后之登此堂见此树者，其有灵山未散之思耶？”1956年12月3日下午，国务院宗教事务局何成湘局长、刘处长由江苏省宗教事务局相关人员和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吕澂陪同下，视察刻经处，认为金陵刻经处护持委员会使命已经完成，应该成为中国佛教协会隶属下的事业机构。1957年1月2日，中国佛教协会秘字第1968号函同意刻经处自1957年1月起成为该会事业单位，按月拨给经费470元。至1960年6月，增加至550元每月。由于业务逐步稳定发展，自1962年4月起，每月拨给经费800元。自1964年1月起，每月拨给经费900元。在政府关怀和时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的赵朴初居士的支持下，刻经处经版、书籍、房屋产权的整顿清理拉开序幕。

首先是刻经处见存经版经籍的整理。经过修理经版架和经版清点，编成版架700余号，按照刻经处流通书目所载经籍，整理经版入架计47421块，计93303叶，仅缺版40余块，几乎近于完整。虽有虫蛀180余叶，但尚能印刷成书。另有书目外所刊刻经典《涅槃经疏》《三德指归》《正念法处经》等，尚未刻完。流通书目内楷书《遗教经》和楷书《四十二章经》经版全失，《华严决疑论》缺版较多，仍在寻查。至于流通所存经典和佛像，计流通经典290余种，单行本最多。流通佛像存90余种，大多为洋纸石印，宣纸极少。刻经处见存经籍多散于杂物堆中，共计1640余种，内有明版印590余种、嘉兴藏版印120余种、雍正殿版20余种、日本版本320余种（其中经杨文会朱笔批点的60余种，均经编写目录，注明部类和译着人名、版本年代）。除此之外，尚存缩刷小字日本大藏经一部（缺《晋译华严经》《摩诃止观》两种）、日本续藏经一部仅存95套，所缺经籍，部分在抗日沦陷时被刻经处职员盗卖，后于1955年在北京居士林查到50套，经过释巨赞、吕澂、周叔迦等人努力，已无偿归还。另外，刻经处还接收欧阳渐手稿墨迹和所藏碑版共137件，已择要陈列展览。

其次是近现代全国各处木刻经版的搜集整理工作和新刻经版。由于各地刻经处木刻经版遭受破坏，经赵朴初居士提议，中国佛教协会决定将其运往刻经处整理保管，并印刷流通，自此刻经处经版从原有的47000余块增到111600多块。此项工作直到1961年1月才全部结束。在此期间，运来江北刻经处见存版片22900余块（中有《般若经》六百卷、《华严经》八十卷、《长阿含经》二十二卷、《华严经》四十卷、《增一阿含经》五十卷、《大智度论》一百卷、《高僧传》系列等）、支那内学院见存版片14300余块、1956年中国佛教协会运来北京刻经处、天津刻经处见存版片23600块、苏州玛瑙经房见存版片3800余块、洞庭西山祇树庵见存版片1600余块、北京三时学会运来经版1102块、上海金刚道场运来《比丘戒广颂》经版85块、灵谷寺运来《灵谷寺志》经版128块，加上刻经处新刻经版《玄奘法师译着全集》《大毗如遮那成佛神变加持经义释》《普贤行愿颂疏》《观药王药上二菩萨经义疏》，和补刻《释迦谱》《佛祖历代通载》《增一阿含经》《大智度论》《中峰广录》《法句经》《求法高僧传》《慈恩法师传》《南海寄归传》《高僧传二集节要》《华严纲要》《楼阁丛书》《法华经义疏》《法华经玄义释签》《慧印一百六十三定解》，总计收藏全部经版数目为155549块。由于刻经处经版房不够，这十五万余版片分为刻经处内二十间经版房和毗卢寺斋堂两处保管。在纸版保存方面，除原有《藏要》纸型2642片外，增加上海运来《普慧藏》纸型6943片，合计9585片。

然后是印刷流通业务的开展。刻经处恢复流通业务后，全国各地请印佛经人数众多，为便于大众请印经典、研究佛学，徐国治决定，“凡请一本一部，和补缺仅印一叶，均为开印”。1952年5月至当年12月，共计流通5245900元，流通经典约78680余叶。1953年营业额较之去年增加将近一倍，到1954年九月，较1952年增长将近两倍。1957年营业额为7256.96元，1958年为5917.57元，1959年为8140.50元，1960年为19688.06元，1961年为8663.01元，1962年为11931.81元。此后随着业务的扩展，刻经处新编1836种书的流通目录，除刻经处直接经办流通外，并由上海佛教书店、北京中国国际书店、北京中国书店、北京庚申佛经流通处、广州古籍书店五处机构代办国内外流通事宜，另由上海图书发行公司转香港集古斋（地址在香港皇后大道中四号和行楼407室）代办在香港的流通。在刻版印刷方面，印刷所用墨系刻经处墨窖内存放多年的陈墨，虽新印之书，手摩亦不易染墨，亦无墨汁气味；所用纸张是毛太纸和毛边纸，蒙中央和省市政府有关部门大力照顾，供应无缺；刻版所用梨枣木料系江苏省委人委介绍刻经处秘书王洁泉前往河南省委人委联系，在该省镇平县省人委和人民公社协助下采购一批应用。由于政府的支持，刻经处的刻印流通工作得到顺利进行。

最后是外事交流和科研活动的开展。刻经处设有文物展览室，陈列刻经处所刻的具有精湛艺术的木刻图像版片18种和各类文物，以供参观。从1955年7月至1964年6月，刻经处共接待国内少数民族和汉族来宾1131人次，外宾181人次，包括印度、锡兰、日本、英国等19个国家和地区的各类宗教信徒、学者、政治家等，刻经处的木刻图像版片和木刻工艺给来访者留下深刻印象。同时刻经处还派刻工参加1959年12月10日在上海召开的全国印刷木刻技术革新经验交流大会，展出各类木刻印刷成品，演示写样、上样、发刀、挑刀、成版、印刷、散叶、折齐、装订、成书等工序，受到出版界的重视和好评。在学术科研中，中国佛教协会组织的中国佛教百科全书编纂委员会南京编辑小组于1956年设于刻经处内，由吕澂担任副主任，田光烈、郭元兴、李安为编辑，事务由刻经处代管。另外，自1960年起，因编写寺庙（含金陵刻经处）历史，徐平轩留意在各类书报刊物、碑石残篇和有关奏疏及日本书刊中搜集有关金陵刻经处的史料，并向有关人士通信或访问征求，历时五年，搜集相关史料249篇，于1965年10月主持编成《金陵刻经处历史资料点滴》（内部资料），油印出版，分订五册，以资编写《金陵刻经处史志初稿》的初稿。但随着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开始，《金陵刻经处史志初稿》的编写就此夭折。

赵朴初居士与改革开放后的金陵刻经处

十年动乱中，刻经处被强行解散，成为白下区红卫兵司令部，经版几乎被焚毁，文物抢掠殆尽，研究人员被遣散劳改，1973年4月21日，杨文会孙女杨步伟、赵元任夫妇回国。同年5月，得到周恩来总理接见，提出恢复金陵刻经处请求，周恩来总理非常重视，将恢复任务交给赵朴初居士，由他陪同赵元任夫妇前往刻经处瞻仰杨文会墓塔，并让《人民日报》报道此事。1978年10月，赵朴初居士到南京，江苏省宗教局李安、田光烈专门向他汇报金陵刻经处的恢复情况，说房产归还已部分解决，深柳堂主要房舍也修复一新，但大部分房舍仍然被外单位占用。1979年8月，以赵朴初居士为团长、丁光训为副团长的中国宗教代表团一行十人到美国普林斯顿出席第三届世界宗教者和平会议，会议结束后，赵朴初和李荣熙取道旧金山回国，于9月13日到加州拜访赵元任、杨步伟夫妇，就金陵刻经处恢复交换意见。为谋求恢复金陵刻经处，十年之内，赵朴初居士九至南京。1980年底，刻经处开始整理经版，从保存下来的十二万余混乱和损坏的经版中，选出残缺不多且为佛教界急需对刻经处有历史意义的经版，刻补印刷，以备流通。1981年，刻经处重印《净土四经》《百喻经》《杨仁山居士遗著》三书，赵朴初居士撰《金陵刻经处重印经书因缘略记》，标志刻经处再次开始流通印刷业务。1985年、1987年，赵朴初居士来刻经处视察，看到刻经处刻经事业的发展，认为“学术研究正待发扬，前途无量”。

1994年，赵朴初居士再次去金陵刻经处视察时，题词留念：“刻经处，墓塔拜仁山，今日版藏过十万。卅年两度救颓残，法宝护龙天。 方册藏，际会有因缘，译著新增宗大士。慧灯巴、梵续南传，学业耀前贤。”在历次视察中，赵朴老始终关心刻经处的经籍经版收藏和刊刻工作，认为“关系宗教文化，甚为重要。”今日金陵刻经处已承担学术研究、佛典流通、雕版印刷、国际文化交流重任，成为海内外知名的文化机构。

逝者已矣，但逝者精神长存。我们要始终以赵朴老为榜样，致力于佛教典籍的整理与研究，挖掘和弘扬佛教典籍中对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和时代民族精神有促进、推动和创造的文化和精神价值。而赵朴老精神本身就凝聚了我们所处时代的不断继承和弘扬民族传统、不断汇集和创造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精神。

作者：罗琤（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宗教史研究室主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宗教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上海市赵朴初研究会副秘书长）

来源：上海市赵朴初研究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