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艺术中国化研讨会在京开幕，40余位专家为丰富中华艺术宝库建言献策

2025年1月11日，艺术与设计杂志社举办的佛教艺术中国化研讨会在北京友谊宾馆开幕。来自相关领域、研究机构的40余位专家和嘉宾，从各自专业视角出发，深入展开佛教艺术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实践梳理和学理探索，为推动佛教艺术中国化、持续丰富中华艺术宝库建言献策。

佛教艺术中国化研讨会现场

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中国宗教学会会长郑筱筠，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副总干事刘威，中国宗教杂志社主编史原朋，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云冈研究院院长杭侃，故宫博物院副院长任万平，西藏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研究员吴庆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宗教艺术室原主任、研究员张总，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教授罗世平，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研究员李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佛教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佛教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纪华传，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世界宗教文化》编辑部主任、研究员周广荣，故宫博物院藏传佛教文物研究所研究员罗文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宗教艺术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陈粟裕，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佛学研究》编辑部主任能仁，艺术与设计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钱竹等出席研讨会。研讨会由艺术与设计杂志社副总编辑李红菲主持。

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中国宗教学会会长郑筱筠致辞

开幕式上，郑筱筠首先致辞，她表示中国是佛教名副其实的第二故乡，三大语系佛教在我国均有广泛分布。伴随佛教中国化进程，中国佛教艺术蓬勃发展，涵盖内容丰富。如今，中国佛教艺术的审美价值和历史功能，正日渐被现代人所欣赏和理解，这些饱含东方文明千年功底和气势，风骨与神韵的佛教艺术门类，已经融入了中国所特有的情操与气度，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副总干事刘威致辞

刘威在致辞中提到，学术化、艺术化、社会化使传入中国的佛教从信仰到学术、从宗教到艺术、从上层到民间在中国文化土壤里把根扎得越来越深。“中国化佛教”，强调的是中国本位，用我们本有的文化，化掉外来的，体现的是文化主体性，强调的是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彰显的是文化自信。深入探讨“佛教中国化”将极大丰富拓展我们对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系统推进宗教中国化”问题的认识，相信本次研讨会也将结出丰硕的成果。

故宫博物院副院长任万平致辞

任万平表示，佛教艺术的根本目的主要是宣扬、传达其宗教观念和行为方式，其外在装饰和风格特征都是为此基本目的服务的手段和工具。从教理的高度阐释佛教艺术门类的基本特征，从艺术审美实践中抽象出理性要素证明佛教义理，都将是中国佛教艺术研究的重要内容。

艺术与设计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钱竹致欢迎辞

钱竹致欢迎辞。他表示，艺术与设计杂志社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进一步准确把握我国佛教中国化方向的深刻内涵和任务要求，以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做好新时代文化艺术工作，并积极引导佛教艺术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同时，他对莅临现场的各位专家学者表示欢迎，并对研讨会的举办给予高度的期待。

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云冈研究院院长杭侃发言

杭侃以惠凝的故事与北魏石窟营造为切入点，并提出观点，南北分裂是历史的事实，由此造成的南北方佛教差异也是事实。“南义北禅”或“南慧北定”作为一种总的趋势加以概括是可以的，但从《洛阳伽蓝记》慧凝的故事和南北朝石窟与地面佛寺建筑造像的实际龛来看，相互定、慧之间的关系要错综复杂得多。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宗教艺术室原主任、研究员张总发言

张总以《中国佛教艺术体系与图像志》为题，介绍称佛教的中国化，与中国佛教艺术的整体状貌不可分离，南、北、藏传（对应巴利、汉、藏语系三大传播区）的艺术成就在中国都有体现，尤其是汉、藏佛教艺术之成就，虽有极多成果、函应从图像志题材方面予以汇总集成而论述。佛教传播形成不同区系，在中国的艺术形态丰富多样且具创造性，如塔窟寺建筑在不同地域和时期呈现多种形制与布局。造像谱系涵盖佛陀、菩萨等众多题材，且不同佛教宗派有其独特的图像体系。经典服饰、法器供具等也各具特色，是佛教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教授罗世平发言

罗世平总结了中国图式的观音变相。他表示，图像叙事是一个文化族群表述习惯和礼俗风尚的形象化，图像是文化常识的另一种载体。观音变像的“以图志图”，是借用经典图样作为出新转化的特有方式。“图志法”则是中国经学注疏传统向造像的引伸，与中国诗词歌赋戏文的用典相照应。佛像的中国图式依附于中国原生的“神道设教”传统和“总形推类”的现实品格。图像的创作与传承自有其本体的理法逻辑。

故宫博物院藏传佛教文物研究所研究员罗文华发言

罗文华发言称，养心殿佛堂具有强烈的高宗个人色彩。而且养心殿一区的佛堂具有藏传佛教信仰、重孝思想、宗族思想并存的现象，这也是满蒙文化的特点。养心殿佛堂区还体现了更多满（蒙古）、藏、汉民族多元文化融合的特点，展示出多元信仰融合的特点，清宫信仰个性化的特点。这种特点并不是高宗时期才出现的，应当是清朝入关前就已经形成了。

山东大学教授刘燕发言

山东大学教授刘燕在自己的研究中指出，云冈纹饰是皇权礼制与佛教信仰符号与秩序的统一体，其形态包含文化内核、符号特征和造型体系等部分的复合体系，而造型是这个形态系统的呈现方式。云冈纹饰形态融合了佛教思想、儒家文化和民间理想，并逐渐生活化。实践证明，结合实物、图像、文献的三重论证与绘制方法相结合，能使粉本更为系统化。云冈纹饰形态研究，是一个变化发展的体系，对其规律的总结具有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敦煌研究院人文研究部部长、研究员杨富学发言

敦煌研究院人文研究部部长、研究员杨富学总结了不同时期敦煌晚期石窟的龙纹演变及其独特的时代特点。他介绍说，龙纹常随着统治者的改变及民族风尚的不同而发生相应的变化，民族属性与时代感比较明显，对于莫衷一是的敦煌晚期石窟的分期断代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当引起重视。回鹘原本无崇龙传统，所以，高昌回鹘统治者的服饰上只有团花而不见团龙；西夏龙图案则整体呈现中华传统龙的特点；元代敦煌壁画中的龙颇具西亚特点。

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研究员李翎发言

李翎介绍了印度早期石窟寺的建造与特征，她认为回归常识才能更好的理解历史。石窟出现与早期小乘佛教僧人的修学及印度雨季紧密相连。而且早期石窟的装饰，有着传统喜好的深深烙印，它可能与佛教无关甚至相悖，但因逐渐由僧人赋予它一些佛教化的解释，从而变得合理得到延续和传播，不合理的则被取消。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佛教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佛教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纪华传发言

纪华传从佛教书画艺术赵孟頫的介绍切入，介绍了其与中峰明本的佛学因缘。他表示，自己所考察的二十帖书信中，时间从大德四年（1300）至至治二年（1322），有二十三年，赵孟頫从四十七岁至六十九岁。其中最后五年最多，共十三帖，集中反映赵孟頫晚年的家庭生活、精神痛苦和佛教信仰情况，可补生平研究之遗缺。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廖旸发言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廖旸以众多口述传统、集体记忆实例分享了吐蕃时期佛教艺术中的毗卢遮那信仰。她分享吐蕃与敦煌早期文化等内容，将一直以来相关领域研究贯通与连接，对后期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西南民族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刘蕙子发言

西南民族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刘蕙子以安岳石窟艺术为主题进行分析，她认为安岳石窟是几十万座石窟的总称，体量巨大。它与其他石窟最大的差别在于其体现了当时平民阶层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及浓烈的地域色彩，具有极大研究价值。

故宫博物院书画部副研究馆员刘璟发言

故宫博物院书画部副研究馆员刘璟提出观点——汉文摩尼教文献所见“电光佛”“电光王佛”为光明少女。刘璟表示，电光（王）佛所指为光明少女当是无可置疑的，无论是敦煌还是霞浦、屏南发现之摩尼教文献，并无一处文字指向电光（王）佛为所谓大明尊或电那勿者。电光佛（光明少女）绝不仅仅是诱惑暗魔的工具神，而是能兴云致雨、擒提魔首的闪电神，后更有干预冥判、裁判灵魂之大能。她从末因华情之“不允”而在中原摩尼教中销声匿迹，却因其悲悯之怀最终跻身摩尼教“三佛”之列。

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艺术学系副主任、副教授王传播发言

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艺术学系副主任、副教授王传播介绍，在现代护目镜传入藏地之前，生活在雪域高原的人们已有佩戴护目具、抵御雪光及强光的传统。但在眼罩的应用历程中，藏人并非仅围绕遮光护目之用认知此物，而是依所涉人群差异，形成了颇有深意的俗具和圣物的两种不同判定。护目镜或墨镜的传入，提供了较之更优的功能与体验，进而使眼罩成为非遗语境中的民俗工艺；在此基础上，其背后的圣物角色，亦伴随藏地苦修瑜伽士群体的急速萎缩而成为一段被遗忘的文化记忆。

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佛学研究》编辑部主任能仁发言

能仁围绕法源寺的历史，以及清雍正期间的修饬、改额、禅的构建进行分享。他介绍，法源寺又名悯忠寺，始建于唐贞观十九年（645），为祭奠阵亡将士而修建。清初，顺治期间开放禅戒整合。到了雍正期间，开始对法源寺进行修饬、改额、放皇坛戒等一系列改造。（图/文 《艺术与设计》杂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