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丽心追忆凌海成居士：他总是自己主动找事情做

去年冬，凌海成居士离别人世，值此一年之际，写成小文以为缅怀。

我们同在一个单位——中国佛教协会，他在研究室，我在《法音》编辑部。同为正果法师的皈依弟子，彼此欣赏，也曾共过事。他为人低调，以致许多的成绩，不被世人熟知。但是，他又乐意与志同道合的人相交往。

虽然，在一个闲衙门中上班，他总是自己找事情做，使自己的专长发挥在佛门这个舞台上。他办过佛教音乐团，搞过摄影，出版了许多集子。有一个时段，还兼任《佛教文化》的主编工作。特别是，人到中年，还主动请缨到中国首座海外寺院——尼泊尔蓝毗尼中华寺驻站。他在退休之后，又接受了《北京弘慈广济寺志·下卷》的编辑任务，用自己的努力去实现自身的价值。

凌海成这个人有两大爱好，支撑了他的人生之路之前行，一是音乐，二是摄影。他发心发愿——发心，就是用自己的专长服务于佛教事业。发愿，即为佛子当为佛教事业作出贡献。

凌海成从民间音乐入手，将古代佛教音乐的渊源、演变、发展一系列问题进行探讨。他于1979年便开始进行，音乐集成工作，1986年，冲破重重困难，策划了北京佛教音乐团赴德国、法国、瑞士的演出，这是中国古老的宗教音乐第一次走出国门。此后，北京智化寺音乐团多次出国演出；他还策划了五台山佛乐、拉卜楞寺佛乐，也陆续走向海外。他被誉“中土佛教音乐首席专家”。他以音声示佛，弘扬中华民族文化的优秀成果项目，却于1990年8月被北京有关部门，以违反社团登记的规定，“北京禅乐社（团）”被迫停止了活动。

1990年5月17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一条消息：北京禅乐社在广济寺成立，专门演奏佛教音乐的团体。

北京有关部门取缔禅乐团的理由：未经政府部门批准。主要为两条：

一、“草台班子”。他们认为，所谓“北京禅乐社”是由凌海成（中国佛协研究部工作人员）、张旺（中国儿童艺术剧院演奏员）、屈保立等人拼凑而成，妄图挤进1990年春“中国佛道教音乐周”。

二、说是利用节目审查之机，借用北京广济寺圆通殿排演，宣布举行了成立大会。

说北京禅乐社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九条、第十条、第十六条。令其停止活动，限期写出书面检查，停止音乐活动等。

而事实是：凌海成等热爱佛教音乐的志同道合一行人，为了继承祖国音乐文化遗产，由中国儿童艺术剧院演奏家张旺居士，在“儿艺”领导支持下，于1989年组织了十余位居士，研习佛教音乐，并形成松散的群众性业余文艺团体——北京禅乐团。该团挂靠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由剧院院部直接领导。1990年春，“中国佛道教音乐周”组委会接纳北京禅乐团参加音乐周活动。组委会于1990年5月16日正式审查北京禅乐团的节目内容。由于“禅乐团”顾问净慧法师、团长凌海成都在中国佛协工作。禅乐团决定申请在广济寺接受组委会的节目审评，并礼请中国佛协有关专家、法师指导。

净慧法师、凌海成，分别就此事请示周绍良秘书长，得到同意。随后，凌海成又征得广济寺负责人明哲法师的同意——“儿艺”下属的禅乐团接受节目审评，希望借中国佛教协会广济寺圆通殿排演，并请提供休息室，时间是一天，上午排练，下午审查。中国佛教协会办公室赵国忱主任同意，并请罗小东帮助搞好接待工作。

节目审查前一天，禅乐团负责人又分别向游骧、肖秉权二位副秘书长打了招呼。16日，参加节目审查工作的组委会领导，有：中国音乐研究所所长乔延中，办公室主任刘石；中国佛协净慧法师，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魏承彦。此外，禅乐团挂靠单位的中国儿艺学院长方掬芬，副院长赵有亮出席了审查工作。禅乐团与广济寺是借用场地关系，禅乐团也不是中国佛协下属单位，禅乐团的一切活动皆受靠挂单位领导负责，与中国佛协无涉。

随后，北京禅乐团发表了郑重声明，反驳了他们的种种指控。但是佛教音乐演奏受到很大的影响，活动日益减少。

凌海成、田青、李家振等人，开始于佛教梵呗的文字梳理工作，有些成果发表在《佛教文化》等杂志上。

凌海成于1999年5月18日，在北京潮音斋与田青有一段精彩对话，真情实感地表达了，他对佛教音乐的思考。选摘其中一节，以飨读者。

凌说：对佛教音乐的认识，经历了几个不同阶段。二十年前，接触的佛教音乐，主要是传统佛曲，例如：殿堂唱诵、智化寺音乐等。那时，出于一个信众对佛陀的虔诚，便也把这些音乐视为佛经一样神圣，并且认为它们源于佛教。后来随着对传统佛乐的了解加深，才知道今天所能听到的那些古代流传下来的佛教音乐，几乎全部从民间音乐、戏曲音乐移植过来。就连近代高僧弘一大师创作的佛教歌曲，也无一不是直接套用外国歌曲的旋律。这曾使我非常失望，因为这些被移植的佛教音乐，除去用木鱼、钟、磬，贴上的“佛教标签”外，它的民间味、市俗味，实在是太浓了。有一段时间，曾怀疑中国还有没有真正可以称为佛教音乐的音乐。后来发现，这个观点犯了根本错误。要想判断什么是佛教音乐？首先，要对佛教音乐作出比较合理的界定。曾在《佛教文化》上发表过《佛教音乐的界定》一文，把一切为佛教所创作、为佛教所利用，于佛教有利，于修行有利的音乐都纳入佛教音乐范畴。这样所讲的“一句佛号”，以及新创作的佛教民族器乐曲都可以包括进来。说起佛教音乐，我在担任《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北京卷》的编委时，曾在佛教音乐部分写了一篇《北京智化寺音乐述略》。其间对智化寺音乐、佛教音乐及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的一些问题思考较多。过去只注意到流行于佛教的曲牌，几乎全部来自南北曲，现在看来在声腔方面，佛教也深受戏曲影响。如果想溯本清源，恢复佛教声明的本来特色，恐怕是很困难了。因为，用鼻腔和唇齿发音，既不需技巧，更不费力，可以轻松应付经忏活动。对于佛教音乐，我们不能总停留在继承遗产方面。应当支持有佛教信仰的音乐家进行佛教音乐创作。台湾的佛教音乐创作比较繁荣，访台时都有亲身感受。日本在佛教音乐创作上也不落后，其中有些是佛教儿歌，写得很有意思。曾去泰国和尼泊尔时，又收集到一些佛教音乐磁带。在尼泊尔和印度交界处，还买了一些印度的佛教音乐，那些音乐听起来都很有佛教意境。近年，曾在参与策划出版了几种佛教音乐磁带，虽不见得怎么好，但那的的确确是为佛教而创作的歌曲。

身经百战的凌海成，在佛教音乐传播过程中，遇到了多方面的困难，也没有得到相关组织的有力支持，加上经费方面困难，这个非遗传承项目就此殒落了，实在可惜。

他虽然放下了音乐，但又举起了相机。当年相机可是高档奢华品牌，加上日后的冲洗扩印都是消耗品，他自筹经费，用镜头记录生活，从此开启了拍照的生涯。比如，1964年，北京佛牙舍利塔建成后，三大语系的佛教将三宝供奉于塔中，当时没有对塔内宝物进行全息拍照。50年过去了，海成主动请战，上下求索，将灵光寺佛牙舍利塔内的文物，全部拍照存档立案。终于完成了《北京灵光寺佛牙塔舍利塔》一书的编写。

他在驻守尼泊尔中华寺期间，抽出时间对尼泊尔境内圣迹进行采风，拍摄了大量丰富的图片。他还与李家振团队合作，在全国各地的寺庙拍摄了大量图片，很多图片都成为历史的记忆。

他年龄大了，不能外出采风了，他又着力于室内的非遗项目。比如，他在广济寺内完成典型素菜的烹饪，并拍摄成珍贵的照片印刷成书，弘扬了素菜文化。

我还记得一件事，1998年，南北洪水肆虐。当时我向他提出举行赈灾义卖。他赞同我的主张，次日将申请报告呈给赵朴初会长。朴老批示后，我们就在广济寺举办了——中国佛教协会书画赈灾义卖活动。当晚，新闻联播播报此条消息。义卖活动筹款60万，无锡灵山又捐款40万，计100万，由演觉法师交给了中央电视台赈灾直播现场，节目播出后，得到了社会的广泛好评。

在一个“闲的衙门”里工作，他总是主动自己找事情去做。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正果法师示寂十年之际，他联系北京市佛教协会，与中国佛教协会、广济寺共同举行了纪念活动，编写纪念集的工作是由我完成的。

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居士于2000年5月21日逝世，他承担了编辑朴老纪念集的任务，他吩咐我参与具体的工作。他平时将研究成果写成文字，陆续发表。我为他于佛教事业的热忱所感动，写上一文，追忆其生平之一二，回向有情。

2024年11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