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云江：一代杰出侨僧转道与虚云和尚的因缘｜侨僧文化论坛

编者按：2024年11月23日，由福建省佛教协会主办，厦门市佛教协会、厦门鸿山寺承办的“中华一家 从心出发”第二届侨僧文化交流系列活动在厦门鸿山寺举行。活动期间，华侨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福建省宗教中国化研究中心主任张云江在“侨僧文化论坛”上发表了题为《转道和尚与<佛音>》的学术演讲，张云江教授在论文中分析了清末民初闽南喝云派法脉传承及其法裔下南洋对闽南佛教现代化和文化、教育的重要影响。凤凰网佛教文化摘录编辑张云江教授论文部分观点如下：

华侨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福建省宗教中国化研究中心主任张云江发表学术演讲

张文学先生 2017 年出版有《海清转道禅师》一书，内容颇为详实，不过书中对转道与虚云在厦门之交往有含糊、失实之处；另外对转道和尚与闽南佛化新青年会及《佛音》的因缘亦着墨不多。今此文有意更正、补充之。

《海潮音》1926年第4期刊载太虚法师《泉州开元寺转道上人传》云：

释海清，一字转道（1872-1943），福建晋江县桐林乡人氏，俗姓黄，父依汲公，母吕氏。师年十一时，父病甚笃，辄思兄弟六人，吾居其季，倘父亲有何不测，将何所倚？遂默祷菩萨垂佑，感于梦中指示云：“汝能持斋，父病可痊。”因即发愿持斋，旋父病愈。异日父令吃肉，不答。父怒责，乃跪拜父以前因，愿许此后不食肉。父闻而感动，使全家同食素焉。

十三岁，闻人演《六祖坛经》，心甚喜，即往南安仙跻岩充当饭头；明年，赴海澄大岩听佛化、喜敏二大德法要。十八岁除日，闻母赞“出家好”，乘机请命。次年正月，同父并众善友赴漳州南山寺披剃，礼喜参大师为本师。二月十九日剃发；五月母逝，回家（奔）母丧，旋父病，八月方瘥。同喜敏上人往雪峰亲近化公和尚，路至岭兜石室岩，患吐泻甚剧，梦中见弥陀示现金色身，伸手三摩其头，惊醒，遍身汗出，病虽少安，不果雪峰之行，回家修养。十一月往南山寺，求得大戒。明年四月廿五日，本师西归，乃往雪峰听化公讲经，至“见见非见，见非是见，见犹离见，见不能及”，觉省悟，旋回家视父病。六月十五日，父殁。由是往外参学，住镇江金山禅堂，忍耐不退；更往高旻寺，行至三叉河边，雪月皎洁，妄心顿歇。

次春，因胃疾，发愿朝四大名山。在五台山乞食，被狗伤足，至三朝五台。至七月，往朝峨眉，回天童后，逢喜参和尚开戒于厦门南普陀，为请高德八人，往厦门随喜。戒期毕，引住漳州万松关瑞竹岩、厦门金鸡亭，心甚不安，旋往金山、高旻坐香，因喜参和尚闭关，催回厦门，初建南普陀放生池，功成退住养真宫。

昔住金山禅堂，有鸡足山虚云法师者，与大顶老和尚联单，未尝共语。宣统二年，虚公来厦，欲往北京请藏，以无熟人，邀之同往，请藏回滇，虚公感甚。民国二年，拟往云南静修，过星洲之金兰庙，因徒侄与刘金榜争地，戏言“汝二人不必争，可将地给我建造寺宇供佛。”二人应允，遂同瑞等、转岸二师商建殿堂，至五月成功。以逐月俭积钵资，期建一大丛林。圆瑛法师南来时，述及泉州开元寺为闽中一大道场，嗣与转物师朝南海，晤（圆）瑛法师于接待寺，主誓共兴开元寺。旋回星州，而圆瑛法师于九月十二日进院，十五日桃开红莲，见闻者皆诧为千百年来未有之祥，去年正月一日所住星州之天福宫，亦嘉禾献瑞，开元中兴，此非先兆乎？今开元寺由师磬出所积，焕然一新，请圆瑛法师宏法其中，并设慈儿院以广行佛化。此上人自度度人之德行，洵足以继往传来者也。

太虚去夏过师于天童，顷闻其上首瑞范述其生平如（上），亟为识之，以告遐迩。

《传记》最后曰：“太虚去夏过师于天童，顷闻其上首瑞范述其生平如（上），亟为识之，以告遐迩。”“去夏”即1925年夏天，印顺法师《太虚大师年谱》：

民国十四年（1925年），37岁。抵上海，天童寺退居净心、住持文质已在沪迎候，偕赴宁波，礼育王舍利塔已，去天童寺讲《楞伽经》，六月初开讲。

1925 年六月初，太虚在宁波天童寺讲《楞伽经》，见到了转道法师，其弟子瑞范法师向太虚讲述了乃师的生平，故写成这篇传记。

瑞范即黄谦六，为闽南佛化新青年会及《佛音》杂志的创办参与者之一。1924年1月17日，张宗载、宁达蕴初到厦门，黄谦六是到码头迎接的五人之一，其后张、宁二人在闽南各地演讲等，多由黄谦六陪同作向导及翻译。不久，同为闽南佛化新青年会责任会员的蒋剑一、苏鹤松、黄谦六皈依太虚，分别名曰“慧雄”“慧纯”“慧玄”。黄谦六是商人，常往来于新加坡与厦门之间。

黄谦六1925年在转道法师座下披剃，法名“瑞范”，当年六月，随转道法师到宁波天童寺。又1926年2月14日，闽南佛化新青年会在鸿山寺本会所内开选举职员会，瑞范到会。

从法脉上讲，转道属闽南临济宗喝云派，其法派传承“外字”共52字，近现代用到的是“佛喜转瑞，广传道法”八个字；“往雪峰听化公讲经”，“化公”即佛化老和尚（1834-1913），是闽南近代佛教一位传奇人物，曾潜修半生，53岁时找到佛乘和尚寻求剃度，佛乘代师父有情和尚收徒，法名曰“佛化”，是喝云派第17代，一直跟随他的弟子能辉也随之剃度，法名曰“喜敏”，即《传记》中的“同喜敏上人往雪峰亲近化公和尚”，是喝云派第18代。转道的剃度师是喜修和尚（太虚法师此处有误），是佛学和尚弟子，与佛化同属有情弟子，“明年四月廿五日，本师西归”，是指1892年喜修和尚圆寂事。转道属喝云派第19代，法脉“内字”为“真如性海”的“海”字辈，故名“海清”，如转道同门转逢（1879-1952），名“海妙”，转解内字法名为“海脱”。喝云派第19代“转”字辈僧才甚多，如转初（转逢之兄）、转物、转尘、转解、转岸、转辉、转华、转武等；喝云派第20代为“瑞”字辈，故黄谦六出家后法名为“瑞范”。

太虚《泉州开元寺转道上人传》：

昔住金山禅堂，有鸡足山虚云法师者，与（佛）[大]顶老和尚联单，未尝共语。宣统二年（1910年），虚公来厦，欲往北京请藏，以无熟人，邀之同往，请藏回滇。虚公感甚。

因为是听瑞范转述，太虚这一段话有含糊、失误之处。

首先，“大顶老和尚”应为“佛顶老和尚”，即文质禅师（1864-1936），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住持普陀山佛顶山慧济寺，故称“佛顶老和尚”，民国八年到十四年，曾主持天童寺。

其次，这段话前半意思应是转道曾与虚云、文质一起在金山寺参禅，三人住在同一寮房，但没怎么说话。查《虚云年谱》，光绪十九年（1893年，癸巳）五十四岁，自往金山过冬。《转道传记》亦云，1892年本师喜修去世后，“由是往外参学，住镇江金山禅堂。”则1893年冬，转道22岁时，在金山参禅，与54岁的虚云、30岁的文质为同参，且住同一宿舍。叶青眼为虚云所作传记亦云：“和尚与南洋星洲普陀寺转道上人为同参（上人尝言与和尚在金山同参半年之久，未尝一接谈）。”

第三，太虚此处所说“宣统二年”（1910年），时间上不对，应为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按《虚云年谱》，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六月，虚云在北京，因云南从未有藏经，故向内务府提出申请，得到印经允许。传说虚云邀请转道一起赴京请藏之事，不实。按《虚云年谱》，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春，虚云经南洋坐船先到台湾，再去日本参观，三月，从日本乘船抵达上海，与寄禅进京请愿。虚云此行根本就没有路过厦门。虚云在京人脉比转道要广得多，“肃亲王善耆，请予为其太福晋说戒法；以及庚子随銮时各王公大臣旧友，多来相视，策划上奏诸事，得各护法帮助甚多，诸事顺利。”因此无需转道和尚帮忙。七月二十日，鼓山妙莲长老（1824-1907）来书：“藏经起行，先到厦门，由南洋运滇，经暂留厦，汝速回鼓山一晤。”《虚云年谱》：

此次奉经南回，在京中各护法出力甚多。然由京至沪，由沪至厦，得养真宫转道和尚、佛顶山文质和尚助力不少也，予以岁逼。在北京过年。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春正月，运经出京，先至沪。及厦门，全仗文质、转道两师布置。

这一套“龙藏”，如果走陆路，“分盛三百余驮”，也就是需要三百多匹骡马。虚云运输这一套“龙藏”回云南，先走京杭大运河到杭州，再从杭州走水路到上海，在文质帮助下，改海运到厦门。因为已经几十年不见师父妙莲长老，虚云要在厦门暂停一段时间，将货物卸载在码头存放，再到鼓山去拜见师父。船抵厦门，忽得消息，妙莲已于正月十二在龟山圆寂。到四月份，忙完妙莲长老后事，虚云才将“龙藏”再次装船，海运至槟榔屿。“龙藏”在厦门的这一两个月，多亏转道妥为照管。笔者猜测，三百多驮的“龙藏”可能暂存转道主持的厦门养真宫，因为养真宫离着轮渡码头只有一公里多，虚云在厦门也应该是暂住养真宫。养真宫始建于万历十七年（1589年），原祀保生大帝和妈祖。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佛乘和尚前来住持，将原祀神像移到后院，改神殿为佛殿，供华严三圣和观音菩萨，殿前塑吕祖像，供“了闲社”信徒扶乩之用。清末民初，转道接任住持，当时养真宫的香火非常丰厚。养真宫距鸿山寺两公里。

虚云从厦门海运“龙藏”至槟榔屿，“因路费缺乏，先到槟榔屿化缘。”年底，在马来亚洞里胶厂过年；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在槟榔屿弘法；宣统元年（1909年）从槟榔屿起运，乘船到仰光，经曼德勒到缅甸伊洛瓦底河上游的实皆，将“龙藏”卸在观音亭，然后雇驮马运到鸡足山，“人马同行，几及千众。”路上走了几十天，才到云南宾川县祝圣寺，前后用了三年时间。

太虚法师接着说，“民国二年（1912年），（转道）拟往云南静修，过星洲之金兰庙。”意思是说，转道想要去云南随虚云修禅，走的也是四年前虚云运“龙藏”的这条水道，在实皆再换陆路。虚云之所以必须走水路，主要是“龙藏”太重；如果只是人行，可由川入滇，如转道法师曾朝拜过峨眉山。故太虚法师说转道原本准备去云南鸡足山静修而走海道过新加坡之说，理由并不充分。

一说，转道法师前往新加坡，是因为南普陀设僧学院，缺乏经费，故受委托前往募资。这是最有可能的。

广甫《十年来之闽南佛教》中云：

明清以来，闽南的佛教就渐渐地萎靡下去。这虽是佛教徒自身没有良善教育的关系，其实也是受到社会人们信仰太过复杂的缘故。

广甫法师，生平不详。1934年夏，思明区召开佛教代表大会，瑞今选为会长,广甫选为常务理事兼秘书长，广义为总干事；佛教会创《佛教公论》月刊，瑞今为社长，广甫为主编。从字派上看，广甫是长于文字的喝云派僧人。

明清以来闽南佛教之所以渐渐萎靡，是因为福建地狭人稠，生齿日繁，百姓日见贫穷。

清代，福建发展经济唯一的出路只有“开洋”或“逃海”。明末张煊《西园见闻录》就曾写道：“两广、漳州等郡不逞之徒，逃海为生者万计。”尤其到了清末，随着东南亚的开发需要大量劳工，闽南人掀起了下南洋风潮，《厦门条约》的签订，让厦门成为了闽南地区劳工出海的集散地，数十年间，仅东南亚就迁移了大约200万华工。闽南僧人随着人口大潮下南洋几乎成为一种师徒代代相传的惯例。蕙庭《闽南佛化新气象》一文中曾总结云：“厦门寺庙不下十余所，僧人甚稀，且多散居南洋各处”“泉州寺庙较厦，漳二地为多，僧侣亦甚寥落，且多散居南洋各地。”和侨工或在南洋发了财的侨商一样，这些侨僧也将做法事的收入大部分寄回闽南。

闽南侨僧主持南洋一带的庙宇，得以将大量侨汇带入漳、泉、厦，有此经济基础，僧人就不必如广甫所说，离开经忏就没办法谋生，而是可以参学、修行。这也是广甫差一点成为经忏僧而最终成为学问僧的经济方面的原因。广甫还说过一段话：

从我们的老祖宗有情和尚剃度下来的南山寺佛乘和尚、南普陀佛学和尚、小雪峰佛化和尚，这都是他老人家的剃度门下。那时道风很盛，门徒很多，所以在今日闽南僧伽中差不多就是我们这一系的僧伽居多。我们在这闽南简直成为一个很大的家族。

和儒家的宗族一样，侨僧从南洋侨汇来的资金，在喝云派这个大家族里面算是公共财产，本派子弟都有份。可以设想一下，之前因为闽南地方穷困，喝云派这个“家族”主持的寺庙没多少香火钱，为了生存，弟子们只好学习花样繁多的经忏以求谋生；现在既然因为下南洋有了比较充分的资金，本派弟子如果有那个资质，且有志好好参学，那还是可以提供基本经济保障的。

因此，我们就大概可以理解转道为何出家后可以到处听经，可以到江浙一带著名丛林中参学，在金山寺甚至与虚云同参，因为经济条件允许，不需要像前几代那样赶经忏谋生了；再如转逢，光绪三十二年（1907）历参宁波天童寺寄禅、扬州高旻寺赤山、常州天宁寺冶明等，“历时十余年，虚心参学，励志熏修，于丛林规矩、仪轨、梵呗、忏法、瑜伽悉皆精通。”还有会泉，出家虽为虎溪岩派，但戒师为佛学，亲教师为佛乘，又在南普陀随喜参学习，“虽出自黄蘖的门庭，但与喝云派亦有甚深的法缘关系”。光绪二十年（1894年）21岁时即外出参访，到天童寺、普陀山、焦山定慧寺听讲经，在金山坐禅；还有瑞今和广箴，1922年秋，先到天童寺参学，后考入安庆迎江寺的“安徽佛教学校”学习。

我们因此也可以大概了解，为何喝云派到了清末民初突然出了这么多高僧，例如“佛”字辈的只有佛乘、佛学、佛化三人，“喜”字辈仅佛化门下就有喜敏、喜松、喜静、喜宗、喜光、喜经、喜谅、喜慧、喜广等；“转”字辈出僧才最多；“瑞”字辈和“广”字辈的僧才也不在少数。

我们因此也就大概可以明白，1924年为何是以喝云派为主的僧人（转逢、会泉）邀请张宗载、宁达蕴前来闽南成立闽南佛化新青年会，并创《佛音》月刊，这也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闽南佛化新青年会1924年收入3012元，厦门本地寺庙主要是喝云派道场如五塔岩、日光岩、白鹿洞、妙释寺、万寿岩、万石岩、中岩等都有捐款，来自南洋的捐款是504元，转道法师一人捐款384元；1925年收入为2070.83元，南洋捐款570元，转道法师一人捐款290元。《佛音》每期出版费用大约在100元，转道法师承担了每月50元的印刷费。《佛音》1926年第4期刊载《侨胞热心扶助》消息云：

本会本年之常年维持经费，除各地会员缴纳会金及月刊征收报款而外，所入无几。恃以为维持本会之生命者，则唯南洋方面之侨胞耳。星洲普陀寺之转道上人，龙山寺之瑞等上人，顺天宫之转尘上人，城隍庙之瑞于上人，红毛桥之转体上人，及天福宫、合远号等，均按月慨解廉囊，实力扶助，洵可谓热心护法者矣。

以上五人都是喝云派“转”字辈和“瑞”字辈在新加坡的僧人，天福宫住持仍是转道和尚，合远号的老板是苏鹤松，法名慧纯，闽南佛化新青年会责任会员。转道法师等五人之所以每月为《佛音》捐款，除了服膺《佛音》的弘法理念之外，另外一层原因则是《佛音》本来就是闽南喝云派僧人主持创办的，是自己家里面的事情，在经济上予以支持，原本就是理所应当。

转道和尚对新加坡佛教的贡献早有定论。如妙灯法师认为转道是近代新加坡弘化功行最高者，光明山普觉寺今日得以冠盖狮城，其法嗣宏船法师（1907-1990）固然居功至伟，但转道和尚创业之功更不容忽视。演培法师（1917-1996）也曾盛赞转道和尚为新加坡之佛教先觉者。但转道和尚对于闽南佛教的巨大贡献却常被人忽略，我们从他为《佛音》捐款这件事就可窥见一斑。

《佛音》1926年第2期刊载闽南佛化新青年会责任会员叶青眼、张逸西、陈诗清、苏鹤松撰写的《和南恭送转道长老返国》诗云：

诗饯南宗小院僧，粪根落叶向温陵。

萎花吹尽更新好，旧刹开元故中兴。

（注释：公为禅家临济宗嫡乳，平生戒律甚严，行脚参访，遍历各大名山，与云南某尊宿尤有深契，传其心印。）

梅子早知千树熟，佛心原要一肩承。

当年禅祖宁皆默，我独坛经想慧能。